男人·女人(73)_老枪

七十三

　　美丽迷人的女子常被称为“尤物”，物者，物件也，财物也。而珍异之物并不是一般人都能保有和享用的，相反还会给持有者带来灾祸。中国古代的“红颜祸水”之论，正从此处来。早在2500多年前，晋国的叔向之母，不许叔向娶申公巫臣与夏姬所生的女儿，就已首开此论。她说夏姬曾“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因此其女虽美，也必为不祥之物。而且“夫钟美于是，将必以是大有败也”，夏、商、周三代的亡国，都是因君主迷恋女色所致。特别是，她已经使用了“尤物”一词：“夫有尤物，足以移入，苟非德义，则必有祸。”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篇“红颜祸水论”。自此以后，“红颜祸水”成为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之一，远的如妲己之于殷纣王、褒姒之于周幽王，稍后如赵飞燕之于汉、武则天之于唐，杨玉环当然更是“典型”，再往后甚至陈圆圆也要归入此列。总之，曾经引起男性大人物倾心的美女，都可能成为“祸水”的候选人。

　　“尤物”尽管可爱而迷人，但除了大有“德义”之人，难以安然享用，这种观念在古代普遍流行。《莺莺传》中张生为自己对崔莺莺始乱终弃的负心之举辩护，说是“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予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竟被许为“善补过者”。《唐语林》记唐宣宗宠爱地方官进献的一名绝色歌妓，几天之内，“赐予盈积”，可是有一天早晨起来忽然不乐，说道：“明皇帝只一杨妃，天下至今未平，我岂敢忘？”将歌妓召来，对她说“应留汝不得”；左右侍臣建议遣还原地，宣宗说这样我还会想她，于是下令将歌妓毒死──女人终究只是财物。

　　被审美的女性

　　以全新的理念来看看时装的演变，从性的观点来分析和观察时装在人们的性观念中的地位和作用，探询时装给予我们的这个文明社会带来的变化轨迹，成为我们认识两性关系的一个新的视点。

　　审美是“通过感官的知觉”。在男女两性的相互审美中，社会文化把男女分割为互相对立的群体，在社会角色分工方面，是男主女从，男主外女主内性别角色观念的对立；在社会评价上是男强女弱，男尊女卑，优劣褒贬的对立；在审美层面则是与“男才女貌”、“男刚女柔”、“女为悦己者容”等男女两性气质的对立。这一系列的对立，使得女性必须尽心修饰自己，弱化自己的才智，并培养忍耐服从、温柔体贴的女性气质，才能得到男性的欣赏和喜爱。

　　女性的外表几乎成为所有社会评判女性美的主要标准，但这种标准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中国古代就有“楚王好细腰、宫人多饿死”、“环肥燕瘦”的说法。可见，女性的身体必须接受不同社会对女性“完美身材”标准的审视，而且，社会对于女性美的标准总是正确的，千百年来它引导着女性通过各种手段去“打造”自己的身体以适应社会的存在。

　　正如我们所认识到的，在贫穷的农业国家，丰满是理想的“女人味”的重要条件；瘦女人往往被认为缺乏肉欲感或生育力较差，而年轻女子可能会借特殊的饮食来为婚配作准备。同样的道理，妻子的腰围会被用以夸耀先生的财富，因此有钱的男人会强迫妻子多吃以便获得受敬重的地位象征。在富裕的工业国家却不是如此，理想的有“女人味”的身体是随时保持苗条的，因此大部分女人都为节食忙得团团转，不是正在节食，就是刚结束节食，或者正开始要节食。但是，苗条并非始终是女人风韵的标准。比如在美国拓荒殖民时期，北美还很贫穷，大家庭被奉为理想，因此，理想的女人是大块头、丰乳肥臀的。等到拓荒时期结束，而制造业成为主要的财富来源时，美国对肥胖女人的喜好程度也为随之改变。在争取参政权运动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理想的胸臀尺寸减小了，在20世纪20年代更兴起了对平胸女郎的狂热。到经济大萧条的时候，逃避性的好莱坞电影使得大胸脯再度成为时兴，理想尺寸于是增大。40年代当妇女走进国防工厂工作时，理想尺寸再度减小。至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妇女被指望增产以补充人口时，丰满尺寸又成为理想，束腹带与垫胸奶罩大行其道。然而，当增加人口的目标实现之后，在60年代中性化的身材遂取代了玛丽莲-梦露式的身材。

　　在上述所有时代，不论是在欧洲、北美或第三世界，被认为可取的女性身材样式都具有一项共同的特色：柔弱。富有的文化或许较喜欢瘦女人，而贫穷的文化可能较中意胖女人——因为就财产而言(而女人依旧是财产)，愈稀罕的代表愈高的地位——但是所有的父权文化普遍认为柔弱的女人较可取，并将之理想化，甚至非强壮不可的女性劳工也受到左右而钦羡并模仿上层女性脆弱、纤细的样相。似乎只有来自妇女本身的反叛能淡化这种对柔弱女性的理想化。19世纪的女性主义者抗议蜂腰式身材迫使妇女穿束腰托胸的紧身褡而会时常昏厥并有肺部不健康的毛病；她们提倡女性骑脚踏车、打网球以健身。现代的女性主义者抗议“不怕太瘦，只怕不瘦”的风气，而鼓励妇女运动、锻炼肌肉，并强调非传统工作，甚至战斗对女性的开放。然而，从根本上来说，力量并没有成为男权文化社会所鼓励的女性特质。

　　在埃塞俄比亚和其他非洲地区以及亚洲某些地区，女人穿戴着会限制行动的项圈和沉重的金属踝饰，重要的用来咀嚼肉类的牙齿也为了追求嘴部的缺口美而予以拔除——如此，有限的蛋白质供应得以留由男人享用。男性的装饰通常限于身体绘画、疤纹，或用黏土来作头发造型，这些都不会限制他们的营养吸收或行动自由。在伊斯兰教地区，妇女必须穿着覆盖全身的衣纱，这最初仅见于上层阶级已婚妇女，后普及较贫穷的妇女，它被视为保护、地位，以及较晚近所发展出来的民族主义的象征。就像中国从前上层阶级喜好的“三寸金莲”，缠足被性欲化为美的象征，并被视为婚姻的先决条件，却是女人一辈子的折磨一样，女人的美丽标志均涉及自由的限制，通常也与痛苦、健康的剥夺相连。这一点在西方的文化中也是如此：小女孩因必须保持整洁而养成被动性，纽扣缝在背后的衣服令她们无助，而高跟鞋和窄裙使成年妇女必须蹒跚而行。相对于此，男性的时尚再怎么虚华都能令他们行动自如。

　　以上事例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从社会性别机制下派生出来的审美观念已经深深地渗透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部分——从我们的思想、语言、服饰、行为，到我们的足部舒适，乃至头发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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