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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叉戟256号飞机坠毁后，在乌兰巴托的中国大使馆派人到失事地点展开调查。大使馆用电报传回北京外交部呈周总理的秘密报告上，标有“81029号绝密文件”字样，里面说坠机的乘客年龄在二十至五十岁之间。大使馆努力安排把尸体运回中国，但后来接到一项命令——事实上是毛泽东直接下达的——要尸体就地埋在坠机地点附近。
苏联和蒙古均派技术人员对已埋葬的尸体进行检验，至少有一些苏联的验尸人员不相信林彪是那次坠机而死的乘客之一。
文章到此完而未完，作者在该书最后一章，引用“赵研极的回忆录”，说1973年汪东兴透露了干掉林彪的安排，是毛泽东一手策划的，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就已确定了实施计划，而且“毛泽东坚持在林彪所选择的政变地点，来打他和林彪的最后一仗”。
从这本书的以上主要内容，可以看出它的险恶用心所在。它钻了我国保密制度严格，关于林彪外逃细节及其座机坠毁详情一直没有发表官方详细材料的空子，大肆造谣生事，混淆视听，并且一版再版，扩大发行范围。它的污染范围之大，影响之深，使当代许多演义性小说望尘莫及。无论是北美、欧洲、东南亚国家的华人，还是从这些国家回国的留学生，或者常驻国外和临时出国的公务人员，都传闻林彪并非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而是在北京被毛泽东搞掉的。这些国家的老外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更容易相信这本书的内容。原蒙古外交部专员、曾参加中蒙双方视察林彪坠机现场的古尔斯德，一直坚信坠毁的飞机上没有林彪。当我向自己接触到的海外归来的年轻人讲明事实真相的时候，他们也往往以《林彪的阴谋与死亡》一书的论点，同我争辩。
我深感有必要也有责任，向公众说明导致林彪机毁人亡的事实真相，以澄清视听。于是，在我任职期满回国以后，1986年冬天，在一个出版社的朋友劝说下，以笔名“伊白”写了一篇文章《林彪折戟沉沙目击记》，发表于《万象》杂志1987年1月号上。这份杂志虽然很快被抢购一空，一些小报争相摘登，好些读者给我写信，但它的影响毕竟有限。
撰文揭示历史真相
《林彪折戟沉沙目击记》一文发表后，引起了中央党校党史专家于南教授的注意。他于1987年4月22日给我来信，说1979年4月至1981年2月，他参加过“两案”的审理工作，看到驻蒙古使馆报回的关于林彪坠机事件的文电和照片。说他这些年一直在研究林彪问题，在一些地方讲过“九一三”事件；由于当年看驻蒙古使馆文电和照片时不准抄录，仅凭脑子记忆有限，因而我的这篇文章为他解决了很多问题，在最近给党校培训班和研究生班讲课中，运用了这篇文章的材料。他在信中指出了我文章中记忆不准的几个情节。
我此前并不认识于南教授，他是在参加审理“两案”时，看到我1971年9月24日，写给周总理关于林彪座机残翼那个大洞的分析报告，从而知道了我的真实姓名，后来又从我50年代一位老邻居那里，打听到我的下落。在这以后，我同于南教授建立了联系，并在1987年6月和1988年5月，应他之邀到中央党校给党史师资培训班和研究生班讲过两次课。
于南教授在同我的交往中，给我看了《党史信息》上刊登的胡耀邦总书记1986年11月16日的一段讲话，并交换对《林彪的阴谋与死亡》一书的看法，共同感到不能听任国外恶意造谣这样广泛流传，我国官方应该发表文章，揭示林彪外逃坠机的真相，澄清国内外视听。
胡耀邦的这段话，大意是：“中央对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做出了决议（按：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但只能是原则地说说，有不少重大的历史事件不要说年轻的中央委员不知道，就是有些年老的政治局委员也不大清楚。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不在我们中央委员中讲清楚，将来老同志不在世的时候，就说不清楚了。因此，中央委员对1949年以来的主要历史事件应该知道。”接着，胡耀邦列举了10个题目，要求有关部门研究编写：
1.张闻天、王稼祥“二十八个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
2.“三反”、“五反”是怎么回事；
3.抗美援朝是怎么一回事；
4.高岗、饶漱石的错误在哪里；
5.庐山会议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开起来的，为什么把彭德怀同志给“揪”出来了；
6.“文化大革命”是怎么搞起来的；
7.林彪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
8.江青、张春桥在历史上究竟是不是叛徒；
9.“四人帮”是怎样被抓起来的；
10.华国锋同志不正确的地方在哪里，为什么把他换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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