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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史通》 　　刘知几（六六一～七二一），本名刘子玄。五十岁时，因为玄字要避唐玄宗的讳，所以以字行，江苏铜山人。他小时候就聪明过人，十二岁就读完《左传》，十七岁的时候就把历史书读光了。他在自述中回忆道： 　　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者，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 　　以这样一个聪明绝顶、心境孤独的人，终于在他五十岁的时候，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史学方法的巨著——《史通》。 　　中国有“史”书很早，可是有“史学”却是后来的事。第一部开山的“史学”专书就是这本《史通》。全书共五十二篇，除《史通》因为大胆批评到有关圣人的传说不可信等主题，一直被封杀，直到宋朝以后，才慢慢抬头。名著之不幸，有如此者！ 　　◇章学诚：《章氏遗书》 　　章学诚（一七三八～一八○一），字实斋，浙江会稽人。他生在清朝乾嘉考据的盛世，但却超出考据国外，提倡新的史学和方法。 　　中国古代有史官、有史书，但却没有什么史学和方法。最早的史学方法，姑且可说是孔丘的“约其文词，去其繁重，以制义法”。在这些原则下，出来了《左传》跟《史记》。孔丘以后，唐朝的刘知几（《史通）作者）、宋朝的司马光（《通鉴考异》作者）、李心传（《旧闻证误》作者）、清朝的章学诚（《文史通义》作者）、崔述（《考信录）作者）等出来，相继给史学方法加深了枝叶，其中最有成绩的，就是章学诚。 　　《文史通义》出版在一八三二年（道光十二年），分内篇五卷，外篇三卷。内容包括易教、书教、诗教、经解、言公、史德、方志等。全书的重点是“六经皆史”说，并指出单纯的编纂和考证不算史学，史学得有个人见解才成。章学诚认为六经不过是些古史史料，并不是“载道之书”，这种见解，根本推翻了“守六经以言道”的传统的错误观点，给九十年后的国故整理与疑古风气，提供了理论基础。 　　章学诚主张“学为实事，而非为空言”。所以他的见解，“颇乖时人好恶”，直到他死后，才更被人重视。 　　◇俞樾：《春在堂全书》 　　俞樾（一八二一～一九○六），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他是清朝道光年间的进士，咸丰年间因为“命题割裂”，被革职为民；又因为“故里无家”，就在江苏苏州住下，后来到各他讲学三十年。他“生平专意著述”，每一年下来，都“有写定之书，刊行于世”。中国像他这样勤勉而每年有成绩出来的作者，实在少见。他活了八十六岁。 　　俞抛的名著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古书疑义举例》出得最晚，写得也最炉火纯青。这书共七卷，把古书疑义分类写成八十八条，用前无古人的科学方法，使人们知道如何认识古书。刘师培说这书“发古今未有之奇”，可谓定评。这书后来引得刘师培、杨树达、马叙伦、姚维锐等的仿作补作，影响极为深远。 　　俞樾的高足有章炳麟、陈汉章。章炳麟后来搞革命，故意写信向他“谢本师”，免得他被牵累。俞樾说：“炳麟，吾徒也。吾爱炳麟深，此炳麟之所以报恩欤？”陈汉章后来是北京大学教授。俞樾的学生很多，《清史稿》说“日本文士有来执业门下者”，可见他的拉风情况。 　　◇章炳麟：《章氏丛书》 　　章炳麟：（一八六八～一九三六），字枚叔，曾改名章绛，字太炎，以顾炎武又名顾绛也，浙江余杭人。他是俞樾学生，国学造诣奇高，后倡革命，以“苏报”案坐牢三年，同案的“小弟” 　　邹容庾死。出狱后，东渡日本，主编《民报》，有功革命极大。民国成立后，又被袁世凯软禁，绝食几死，并谓“吾死以后，中国文化亦亡矣！”一九二二年，组织联省自治促进会。一九二五年，创刊《华国》杂志。一九三四年，迁居苏州锦帆路，与李根源、金松岑等组织国学会讲学。一九三五年另设章氏国学讲习会，发行《制言》月刊，提倡读经救国，一时从者甚众： 　　章炳麟的有名学生很多，如黄侃（季刚）、朱希祖（逖先）、钱夏（季中、玄同）、周树人（豫才、鲁迅）、周作人、沈兼士、汪东等。影响所及，至为深远。他实在是学界的大龙头。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章炳麟是，‘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这五十年是中国古文学的结束时期。…… 　　恰好有一个章炳麟，真可算是古文学很光荣的结局了！”章炳鳞的地位的确如此。中国国学与古文，在被时代三振前，在败部的萧条里，章炳麟做了最精彩的个人演出，他死以后，真有许多东西随他“亦亡矣”！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 　　梁启超是神童，十三岁就考取秀才，十六岁就中了举人。十九岁起拜比他大十六岁的康有为做老师，学于广州万木草堂三年，对中学西学，有进步性的看法。二十二岁到北京，热心文化、政治活动。二十三岁联合各省举人一百九十人上书论时局、请变法。二十四岁在上海办《时务报）。二十五岁到湖南讲学于时务学堂，做蔡锷等老师。二十六岁戊戌政变失败，逃往日本，几年之间，前后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等，把古文体裁解放，文字生动感人，笔杆影响之大，无人可及。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回国，北京万人空巷式的欢迎他。他创办《庸言杂志》，参加进步党，做过总长。一九一五年冒大险反对袁世凯称帝，参加护国战役。一九一七年又参加再造共和之役，虽与他老师康有为敌对，在所不惜。一九一八年后，专心在思想学术上归根，在导向工作方面，成绩极高。先后在北京高等师范、清华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南京东南大学讲学。一九二九年误于庸医，死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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