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88)

八十八

　　我回到家越想越气，于是拨通了某大报的报料热线电话，叙述了一遍被打的经过。对方说：“你也是记者，你应该知道啦：现在的社会是这样的啦，以后遇到这种事就给他一两百块钱算啦。”

　　我又打电话向好朋友发牢骚，想消消心中闷气。没想到我刚向他讲了我被打的事，他就边骂边说地告诉我他昨晚与爱人一起在街上拍照时，被从一个名牌时装店冲出来的一群保安人员围打……

　　过了几天，我在公共汽车上凭窗见到大街上有一条大标语：“争作勇斗歹徒的好市民！”但是我暗想：他们人多，而且振振有词，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下，如果他们打不过了，他们还会恼羞成怒动家伙……

　　当市民难，当好市民太难了！我已买了双系带的鞋，以防下次再把鞋踢掉了；我的摄影包里揣了刀；还准备在家里吊起沙袋练功……再遇到这种事儿，我可以打得可观性更强一些。如果有个三长两短，但愿围观的看客们良心发现，向领导反映一下，给我追发一个“好市民”的牌牌儿，也不虚我娱乐大家一场。

　　写稿的时候，我想我那天说了一句假话：这场面我从来就见过。只不过前几次没有被围殴，对方虽也有两三人，但相机没撒，我还有还手的余地。其实，这种地痞流氓气正弥漫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在我们单位里也有。在法制还不健全的今天，以弱被欺还敢还手，是我最后的尊严和正气，这也是我与阿Q最后的一点不同吧。嗨！其实又是一样的，我越来越佩服阿Q，他生活的意志是够坚强的了，你看他在临刑前仍那么认真地把圈画圆，还敢壮着胆子唱：“手举钢鞭将你打！”唱得字正腔圆。在他的生活环境里，他不这样提虚劲儿，又能怎么样活呢？命运是能躲得了的吗？我觉得文艺理论家们对《阿Q正传》的评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误读。

　　2000年夏，广州举行第十届全国运动会，广州市政府大力整治社会治安，政府提出的口号是：“治安问题是政治问题！”

　　于是，大街上经常可以见到警察协助市民抓小偷或劫匪的场面。

　　有一次，我骑单车经过环市路，又见到一个被反绑着跪在路边的劫匪，警察正打手机联络警车，女事主站在一边从刚夺回的挎包里翻出化妆盒对镜补妆，我忙拿出相机把这场景拍了下来。等冲出来一看，画面有点松。可能我当时太激动了吧：我感动于女事主重拾尊严的心情。我很想把政府的口号改一下：治安问题是人道尊严的问题。

　　⒔ 运气真的来了

　　我的第一本书《生活在邓小平时代》

　　侯德健在1993年曾经给我算过命，说我53岁的时候要行20年大运。我是属猪的，性格中本来就有乐观的一面，有他的吉言，使我在生活中就更有信心和勇气了。他算得也真准，2000年我53岁时，我家的房子刚换成了90多平方米的大房，我有了自己的暗房；我女儿在此前也考上了大学；我筹备多年想出书的计划也开始运作了。到2001年，我们单位有个鼓励退休的政策出台，于是我办了退休手续成了自由人。从那时到现在，这七八年来，我无论做什么事总会有贵人来相助。我本是一个只管播种，不问收获的人。这些年我又是出书，又是策展的，好像做出了许多事，其实都是背后的贵人们帮我做成的。

　　记得1989年6月的北京“政治风波”以后，有香港出版商向我建议出版自己的画册。我说：“我现在心里很乱，也不知道中国还能不能继续开放。”她说：“正因为如此，才更应该赶快出书。一个时代就要过去了，而你记录了这时代。”但就在我犹豫拖拉的过程中，渐渐看出，中国的开放还没有结束……到如今又过了10年，看来中国的大门不会再关上，也关不上了。

　　在城市画报当兼职编辑的时候，有一次和沈颢聊天，他问我你的书名叫什么，我告诉他叫《中国：开放百态》，他说“这个名字太老土了，你应该叫《邓小平时代》”，但我当时还不太敢叫这个名字，怕太“敏感”。于是，他费尽心机地帮我找到一本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书名就叫《邓小平时代》。这样，我又加了三个字，叫《生活在邓小平时代》。

　　那时候，我买了电脑和扫描仪。每天向我的同事甘甲才博士“打电话，问功课”，很快就学会了基本的操作，甘甲才夸我学得快。

　　本来杨小彦帮我推荐的是湖南某出版社，那出版社的编辑也曾经跟我通了电话，告诉我他们已经申报了出版计划，还把这本书的出版列为“五个一工程”的项目。

　　没过多久，羊城晚报出版社的副总编吴绿星打电话来说他们正在编一部关于广东历史的大书，要到我家来组稿，他还带来一个叫吴少秋的广州文化传播事务所的老总。少秋是中山大学中文系78级的，已下海从事出版业多年。吴绿星来之前跟少秋说：“咱们去见彭振戈，他手上有很多改革开放的片子。”少秋说：“彭振戈我没听说过，我只听说过一个叫安哥的。”吴绿星告诉他：“安哥就是彭振戈。”于是他兴冲冲地来到我家。在组稿的过程当中，少秋知道我正准备出书的计划，于是他恳切地建议我把这个书稿交给他们来策划，并由羊城晚报出版社出版。我告诉他：我已经答应了湖南某出版社，不好中途变卦。他问我：“有没跟他们签合同。”我说：“还没有。”他说：“那咱们就可以谈一谈。”他告诉我：他们曾经编辑了《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正好这本书我1994年就买了，厚得像城砖一样，这本书对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介绍得非常详尽。少秋还说：《我们这一代》画册也是他支持肖全拍摄并撰文的。这本画册我也买了，画册里还有肖全拍的我和侯登科在一起的照片呢。肖全曾告诉我，有一个广东有名的书商赞助了他，才使这本画册得以完成。原来那位书商就是少秋，我对他肃然起敬，也就答应下来。我又考虑到自己是摄影记者，对出图文书没有把握，我的文字水平只限于写一般的新闻报道、游记和散文，要出书还需要内行人来指导，少秋答应可以派人来帮我整理书稿，并可以预付第一版的书稿稿酬。

　　我考虑到湖南某出版社离得远，沟通起来很不方便，那时也还没见过面，而少秋的办公室离我家步行只需10分钟，而且当时我正好需要钱来买放大机和镜头。几天之后，我就和少秋签了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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