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87)

八十七

　　2000年春的一天，沈颢听说北京的罗小韵为台湾《大地》杂志组稿，由成都的摄影师陈锦安排组织了一群作者在成都的黄龙溪开会。于是，我们也飞到了成都。沈颢先要去见他在成都的朋友。我就跟上罗小韵、陈锦他们去了黄龙溪。第二天早餐后，大家来到宾馆的会议室。罗小韵对我说：“安哥，你们头儿怎么还没来呀？我们要开会啦。”我说：“不用等，你们先开。”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大家站在会议室外的阳台上抽烟、聊天，只见宾馆院子里开进来一部白色面包车，车上唧唧喳喳地下来一群小年轻人，花枝招展的女孩儿们的头上还都带着新鲜的黄色花环。在他们中间我认出了沈颢的身影，想必他们都是成都报纸的编辑、记者，他们欢声笑语地去逛黄龙溪了。只有沈颢斜挎着书包登上楼梯，往我们这边走来。这时，罗小韵又对我吆喝：“安哥，开会啦，你们头儿怎么还没来呀？”我说：“来了！来了！”我把气喘吁吁地跑上来的沈颢介绍给她时，两个人的手刚一握上，罗小韵突然惊讶地大声叫起来：“哎哟唉！……见到你，才觉得我们真该下岗啦！”

　　那天下午，沈颢在黄龙溪上租了一条带篷的大船，请我们一帮比他大一二十岁的大老爷们儿一起喝茶、聊天。第二天，沈颢还联系了成都的上河美术馆，我们在那里与成都的同行们一起开了一场幻灯晚会。后来，四川的同行还带我们逛了成都的老街，又在都江堰二王庙旁的古松林里喝茶、聊天。

　　跟着沈颢一起干活，我不觉得累。半年以后，我们《城市画报》已经成为全国有名的杂志，而且能赚钱了。

　　现在，沈颢已经是《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等几份报刊、杂志的老总了。

　　我认为，在21世纪来临的前后，中国的传媒业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广东的报业是走在最前面的。这其间涌现了不少报业的精英。

　　“争做勇斗歹徒的好市民”

　　在80年代中期，广州电台的记者安柯在长堤的马路上勇斗歹徒，不幸被刺死，此事曾轰动广州。许多朋友把“安柯”听成“安哥”，纷纷打电话给我，在证实我没有成为烈士之后才放了心。

　　90年代初，我在香港工作期间，小萍一个人带着莱影生活很辛苦，她上班骑的单车丢了一部又一部，好在我家离我岳父母家很近，相互有个照应。有一天下班回家，她们发现防盗门被撬开了，家里被小偷翻得乱七八糟，当时莱影就被吓哭了，小萍后来告诉我，当时她们感觉特恐怖。报警以后，也没有下文。那时候，广州的治安越来越糟，还时常听说有贪官被抓。

　　有一次，我在香港和《南华早报》的老摄影记者陈桥先生聊天，说起广东的治安问题和官员腐败的问题，他很平静地告诉我：香港在70年代也是这样。那时候，警察和官员的薪酬很低，靠工资很难买房和养家，他们很多人都靠“吃黑”，收“保护费”来养家。后来，香港的经济起飞，政府的税收增多了，政府库房也有了钱，于是，政府就成立了廉政公署，整治腐败。先是抓了英籍的警察局长，可是警察们把他从监狱里保出来，送上飞机，飞回英国了。接着廉政公署又抓了警察局的副局长，是个华人，这一下，几乎全体警察都罢工在总督府静坐示威。后经双方谈判，作出决定：英籍的警察局长要在英国交法院严判。华籍的副局长从轻发落，撤职，但按退休待遇。全体警察都加工资。过去的事情都既往不咎，但是再犯就要严判。此后，再加入警队的人都要先在警官学校学习毕业……从此，香港的社会秩序才逐步好起来。他认为，内地可能也要经历这个过程。

　　90年代中期，有民意调查显示：老百姓最关心的大事就是治安问题。我周围的市民很多都有被人当街抢去手袋项链的经历，每家被偷的单车一般都有三到六部之多。坊间戏言：“没有丢过六部单车的，都不是广州人。”这也是我们广州老百姓为改革开放付出的代价。1994年底，我从香港奉调回广东。同行都告诫我：出差不要坐公共汽车，路上持刀抢劫的特别多。其间，公安部门的素质也在不断提高。广东公安破了许多震惊全国的大案要案。

　　自从大街上有了巡警，光天化日在大街上抢劫作案的现象少多了。我平常出门也不带刀了。但就在1999年5月17日中午12点半，我骑单车回家经过天河村牌坊时，从村里高速冲出的一部摩托车，因拐弯太急，对着正靠右边行驶的我冲过来，双方急刹车后只发生轻微碰撞。对方下车后二话没说就打我。我早听说这天河村地段地痞很多，没敢还手，推着车就跑。对方追打过来，我回身迎拳踹起一脚，正踹在他的心口上，把他踹得四脚朝天地滚到地下。但由于惯性，他摔滚在我的支撑脚前，把我也绊倒了，我的鞋掉了，车也倒了，相机、闪灯和本子撒了一地。双方正扭打着，不知何时，村里又冲出两个带粗项链穿着皮鞋的人，他们仨围着我拳打脚踢。我渐渐觉得体力不支，才想起我早上没吃早餐。

　　这时周围呆呆围观的人已有三四十人。我就且战且退，退到一个店铺求人打110报警，女店员反推我出去。我抱住店前的小桌子，伏身护住身体要害处，他们仨轮番带助跑地向我猛踢，瞄准了打我的软肋。等他们打累了，他们教训我：“老人家，撞了人还想跑？打你还敢还手？这场面你见过没有？”我说：“我年过半百，又当了20年记者，跑的地方不少，还真的没见过。”于是又挨了一顿拳脚。这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但没有人敢说话。那个被我踹了一脚的年轻人对着围观的人群撩起上衣展示他心口被我踹出的红色的脚印，振振有词地说着我的不是……这时，我一边应付着他们不时打来的拳脚，一边得意地想起30多年前教我形意拳的陈子江师傅，那窝心的一脚还是我的童子功呢。可惜我后来迷上打乒乓球，就没有练了。其实这一脚是踹高了的，本来师傅教我的是踹向对方的膝盖……

　　大约20分钟过后，他们打累了，开始讲价钱。他们先是要拿我的相机，我说这是公家的，不行。他们要钱，我说：没那么多。于是又喊打，我只好把钱包掏出来给他们看。整钱只有100块，零钱他们也看不上，他们掏走100块，放我走了。

　　我推着单车走出人群。到了家，立刻拨打110报警。不一会儿，派出所来电话让我去录口供。我说我被打得很痛，他说很忙，于是我只好又骑车去派出所。他们确实很忙，轮到我录完口供，再带熟悉这一带的片儿警回现场调查。这边店铺里的人们都不敢说，围观的人也都大部分不见了。警察安慰我说：“这事我们底下再调查一下。你是记者，你也知道，现在的社会治安是这样的啦。”我对警察说：“我怀疑后来打我的人就有本地的保安或是地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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