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29)

二十九

　　每一茬菜收完以后，地就要翻一遍，把地面的杂草和菜根都压在土里。一开始，我翻过的地回头一看，又被我踩平了。经老王指点，我把练武术的架势拿出来，脚下生根，待周围的地都翻好了，才向前迈一步。

　　在菜地，育苗的工作是技术活，都是老王来做。他从不放心让我们做。有一天，他要到大勐龙街上去办事，就交代我给苗床淋水。苗床在水渠边，上边支着半尺高的棚子，用草排盖着遮阳。我的工作就是用草排沾着渠里的水从上面轻轻地淋下去。我淋一会儿就伏下身子看看棚子里，只见里面像下小雨一样，淅淅沥沥地，真好玩。于是我就上上下下地淋……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第二天，我一进菜地，只见老王愁眉苦脸地蹲在苗床边。苗床上的草排已掀开了，小菜苗都东倒西歪地蔫了。老王不无埋怨地说：“都是你，把菜苗都给我浇死嗒。”

　　老王在田间地头和山坡上种了许多木瓜。木瓜结果以后，他经常在我们休息的时候，不知从哪里摸出一个已经捂熟了的大木瓜来，三个人分着吃。我们的木瓜的种子是从景洪的热带作物研究所弄来的，品种特别好，吃起来可香、可甜了。等他捂熟的木瓜多了的时候，我们就挑去饭堂，给大家当饭后果。老王捂木瓜的地方是不告诉外人的，但他说只有一个知青发现了这个秘密，经常来偷吃。

　　放工的时候，有时同学们从山里扛着锄头往我们菜地边的小路走来，女生林兵和葛安霞唱着二重唱。歌声在山谷中回荡，格外悦耳，那歌是大型歌舞《东方红》里的《五彩云霞》，至今难忘。

　　菜园里还有一个难忘的景象就是：每当烈日当头，我中午挑粪到菜地，都会见到粪池上密密麻麻地落满了五彩缤纷的蝴蝶。它们大小不一，花纹各异，翅膀呼扇呼扇的，它们不时还上下翻飞，翩翩起舞，那景象比任何蝴蝶博物馆里的展览可漂亮得多了。我曾经抓了两只巴掌大的色彩斑斓的蝴蝶做成标本，放在信封里寄给我妈妈。

　　在西双版纳我经常写信给我妈和我爸。我妈每次都及时给我回信。我们的信都很长。信里的妈妈从来不发脾气，政策水平很高，而且慈祥、温柔。我妈的字特漂亮，信封上总贴着新近发行的纪念邮票。有毛主席诗词的，有毛主席和林彪检阅红卫兵的……我至今仍保留着几十封这样的信。后来，我回北京探亲的时候，当我问起我妈妈，我给他们写的信是否还在时，她说：因为怕被抄家，她把家里存的信和祖传的几十个黄绫子奏折等东西都烧了；连大衣柜门上浮雕的飞天巨龙也让我弟弟用刨子推掉，用黑漆涂上了；我姥爷留下来的绿色鲨鱼皮刀壳、带一双象牙筷子的蒙古腰刀，被“处理”掉了；我奶奶从新加坡寄来的饼干铁盒上的裸女像也被刮掉了……

　　我的哭，像狼在嚎

　　梦是迟早要破灭的。“文化革命”的风潮终于还是吹到了西双版纳。昆明两派武斗和政治斗争见出了分晓，以“站队划线”为旗帜的政治运动开始了。当时每天早晚都要大家拿着“红宝书”，排着队向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有同学认为是“红海洋”式的“极左”形式。他的私语被个别同学汇报了，总场还派了工作组来组织学习，并批判“错误思想”。我记得赖万京在宿舍里唱起了样板戏《红灯记》里的选段：“小铁梅出门在外，防野狗……”然后还说：“以后咱再也不先知先觉了！”我从那时候开始对样板戏有了好感。那时，我开始预感到，我们虽与政治旋涡的中心北京已远隔数千公里，但可能终究逃不过去。

　　我们55名北京知青和队里的老工人一起生活、劳动了一年。上边领导突然给我们“划线站队”，说我们大部分人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犯了路线错误，要把我们分散到其他生产队。上拖拉机的时候，大家都不说话。王广丰和李承安等老工人把一筐筐的木瓜、甘蔗和菠萝装上我们的车。拖拉机开动了，突然大家都哭了起来，我也觉得喉咙很痒，鼻子一酸，就哭了起来。但是我自己觉得，我不是在哭，而是在嚎，像狼一样地嚎。

　　后来，老李告诉我，那天他们老工人也哭了。

　　我和曾塞外、王惠民和安仲凯四个“老高三”的男生去了前哨六队。前哨六队地处中缅边境最前沿的山口下面。境外就是有名的“金三角”地区，属国民党“残匪”控制的地方。由于“敌情”紧张，所以，这个队的几十位“老工人”都是1965年刚退伍的老兵，他们当兵的时候是铁道兵，是修建成昆铁路的。成昆线横穿横断山脉，沿途几乎都是高山峡谷，那里的地质构造又非常复杂，铁路要穿过许多山洞，所以，当年修路的铁道兵工作非常艰苦。现在在成昆铁路旁还留下许多当年在施工中遇险牺牲的战士的坟墓。我们队的这些老退伍兵都有许多故事，也有许多牢骚。他们身上带着一股痞劲，但很豪爽，很好打交道。退伍兵来自云南各个地方，有的是少数民族，很多才结婚不久，婆娘们大部分是从老家娶回来的，大家一起干活时常开玩笑，嘻嘻哈哈的。我们队还有几位60年代初下乡的昆明和四川的“老知青”。一个生产队大人小孩将近100人，我们被分到不同的班。

　　我们队是武装连队。每人都配了枪，这些枪都是朝鲜战场上淘汰下来的：有7.62毫米带枪刺的苏制步枪，有转盘式冲锋枪，还有转盘式机关枪。我的枪是苏联制的卡宾枪，好像没有发子弹。枪刚拿到手时我拆呀玩呀，玩得很熟了，但没几天就玩腻了。房子虽然是砖瓦房，但很潮湿，过不久枪都生锈了。

　　我们四个同学来前哨六队是曾塞外牵头的，他是北京化工学院附中毕业的，生性幽默，鬼点子多，个子不高，两只大眼睛滴溜圆还有点鼓，大嘴巴总爱笑，一看就像坏人，但他其实心地善良，很善解人意。曾塞外的父亲是江西老红军出身的将军，他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文革”期间，他爸怕他学坏，还曾把他送去内蒙的部队当了几个月兵，所以他很快就和队里的老退伍兵们混熟了，经常在一起开一些很痞，甚至很荤的玩笑。王惠民虽然身体不太好，但是他“文革”中潜心学医，会扎针灸，又看了很多“赤脚医生”的书，所以他当了队里的卫生员。有一次，我在山上管理林地时，和大家一起弄到一个大马蜂窝，里边有很多蜂蜜。我们就把它分着吃了。可是回到宿舍后，我的肚子就绞疼得厉害，王惠民就在我肚子上扎了一针，肚子立刻就不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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