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28)

二十八

　　挖梯田是最辛苦的活儿，在烈火烧过的山头上，顶着北回归线六月份的毒日头，一天16个穴的任务。虽然完不成任务也没人批评，但男生们年轻气盛，又好面子，一个个脱光膀子干，手上打满了水泡，背上也晒出了泡……本来，每当早晨起床的钟声一响，来自北京101中的刘青就拿起他的小号吹起了起床号，那圆润嘹亮的号音绕进我们的茅草房，在山谷中回荡。我们睡眼惺忪地听那号音，真是一种享受，可这时，曾塞外却扯着嗓子，跟着号音唱：“天已——大亮——，睡猪——起床——”逗得大家笑声一片。可到了这时候，大家已经都累得没有了声气。

　　到了雨季，我们每天出工以前，先在房间里把干净衣服脱下来，咬一咬牙，用最快的速度把那套又湿又凉的脏衣服换上，浑身一激灵，然后赶紧扛上锄头冲出去。到了山上干一会儿活儿，那衣服和身体才融为一体。这时候，在山间晨雾中，传来一缕悠扬的歌声，那调调奇诡而婉转。寻声望去，只见山下的稻田边，我们生产队的爱尼工人车三骑着队里的大水牛悠闲地走过。此前我曾听到过这里少数民族的歌，可从来没有像车三唱得这么好听的，大概他们爱尼人的歌要在此情此景里唱，才能听到那天籁之音的味道。

　　有一天晚上，我正提着马灯在蚊帐里捉蚊子，准备睡觉，几个女生在门口叫我，我手忙脚乱地穿上衣裤出门，还没开口，她们就对着我哈哈大笑起来。低头一看，才发现我的中山装外衣穿反了，一个个的衣兜都露在外边。我重新穿好衣服后，她们告诉我，为了慰问边防军，我们要排练节目。让我表演吹笛子以外，还要学跳藏族舞。

　　在生产队的一次晚会上，我吹的一曲《长征组歌》选曲，虽然没有颤音、滑音、吐音等技巧，但由于情感很投入，获得了一片掌声。后来女生们总笑我吹笛子时是闭着眼睛的。自打那次学会了跳舞以后，我发现自己虽然从来没正规学过唱歌、跳舞，但咱还真有点艺术细胞，有点表演天分。

　　我们的篮球队当时可以说是打遍西双版纳无敌手。我们的大个儿身高一米九零，号称“西双版纳的最高海拔”。卢海南、仲永和等在北京都是他们各自学校校队的主力。我们大家曾一起到大勐龙与驻军联欢，下午打篮球，晚上演节目。

　　我们同学里最早谈恋爱的大概就是张红志和葛安霞了。有一天午饭后，大家都上床睡午觉了。只见他俩还坐在女生宿舍的房檐下聊天。阳光曝晒下的操场上空荡荡的，大家在床上都没睡着。等张红志拿着空饭碗从女生宿舍走过操场钻进他住的茅草房，我隔着篱笆墙听到他们屋的赖万京问他：“你们谈什么呢，聊得那么起劲？”张红志说：“我们聊的是‘个性解放’。”那时候，“个性解放”还是个很新鲜的词。

　　没过多久，许多同学都有了外号：“狗志”、“白菜”、“老赖”、“耗子”、“王八”、“大肥”、“麻竿儿”、“大个儿”、“小孩儿”、“老扁儿”……我的外号还叫“鸽子”；女生也有外号：“老狗”、“包子”、“老太太”、“跳大神儿的”（简称“大神儿”）、“老佛爷”、“小李子”……

　　同学中最能侃的要数周康荣了。他“文革”中不知从哪儿弄到了军事的书，讲起苏联和美国的飞机、坦克和火炮的型号、性能简直是如数家珍。我那时候还为他担心：这要是在北京，隔墙有耳呀……

　　我是我们五十多个男女同学中第一个打摆子的人。先是发高烧41度，后来是浑身发冷、打哆嗦，再后来我抖得浑身痉挛，把竹床震得砰砰响。同学们闻讯都来看我。有给我拿热毛巾擦汗的，有给我端水吃药的，有的把自己的棉被拿来盖在我身上，但都无济于事。我就这样抖了一个多小时，大家都手足无措。曾塞外问我：“鸽子、鸽子，你想吃什么？”我哆哆嗦嗦地说：“我——我要——撒——尿！”声音不由自主，非常响亮。吓得女同学都往门外走。曾塞外端来一个大脸盆。我痛痛快快地撒了一大泡尿，就不抖了，沉沉地睡着了。

　　那天晚上，我的汗水把棉被棉褥都湿透了。第二天早上，有同学告诉我，我已经虚脱了，要送场部医院。老工人用竹子绑了个担架，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我抬上就走。外面下着小雨。这里的雨季路滑，尤其是被拖拉机碾过的泥路，同学们走得摇摇晃晃的，晃得我特舒服。耳边听着同学们的喘气声和互相提醒、搀扶、换肩时的吆喝声。上了大路以后，可能是有人踩在车辙里滑倒了。我和被褥一起被掀下路边。只觉得飘飘然软绵绵地摔在地上。朦胧中我觉得我当时的着地动作做得特舒展特合理。想当年我在东城青年会的少体校的体操班训练的时候，跃起前滚翻老是蹾了背，教练说我动作不合理。看来人在下意识的时候动作可能更合理。难怪邓小平现在让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呢。

　　一个星期以后，我的病好了回到队里。中午，大家蹲在场院上吃饭。曾塞外突然学我声嘶力竭的叫声：“我——我要——撒——尿！”逗得大家都笑了。当着那么多女生，说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老王和老李师傅

　　我打摆子好了之后，队里分配我去种菜组。我们组三个人，组长王广丰是湖南祁东县人，未婚。他的样子显老，身形有点像《巴黎圣母院》里的敲钟人，但比拉西莫多好看多了，只是比他瘦一些。虽然他的右腿有些残疾，走路有些瘸，但并不影响他干任何农活。每天上工他都挑一挑大粪到菜地。我们什么时节种什么菜，何时浇水，何时挖地，何时施肥，都是由他安排。我们种的蔬菜有豌豆、茄子、洋白菜、萝卜、小白菜、芋头、木瓜和冬瓜等。在他的领导下，我们不仅能保证队里的蔬菜供应，而且还有多余的菜可以拉到街子上去卖，那时候菜价只是两三分钱一斤，我们先后卖了几百元钱，为队里买回豆腐等副食品改善生活。木瓜丰收的时候，我们还能给大家供应饭后果。西双版纳的气候与内地不同，这里不分春夏秋冬四季，只分旱季和雨季。所以，虽然农场的老工人绝大多数是农民出身，但能在西双版纳种好菜的，好像只有我们的老王。但即使是老王也种不出西红柿。每当西红柿结了果的时候，没等它长大，就突然变成了一包臭水挂在秧子上了。老王说是因为它们被蚊子叮了。

　　我们组另一位老工人叫李承安是云南杨武人，老退伍兵。他高个子，深眼窝，高鼻梁，汗毛很重，像是西亚的伊斯兰的黑人。他有老婆、孩子，孩子还小，是一女一男。我们俩的工作主要是挑大粪、挖地和锄草。我在北京上中学时就曾参加掏粪劳动，所以挑大粪对我来说还算是驾轻就熟。但第一天，老李就像是在部队里耍新兵蛋子一样，带着我“抄近路”走进了一片沼泽地。我被陷进泥沼里，费了好大劲儿才挣扎出来。好在粪撒得不多，只是泥水和着粪水糊过了膝盖。我们一起干活的时候很聊得来，他讲部队和农场的往事，我讲外面“文革”的事情。老李是个悲观主义者，他曾经对到他家做客的女同学说：“我们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这在同学中间引起热烈的讨论。老李还对我说：“你们这些北京知青是迟早要回去的。”……我们聊得忘情的时候，只听老王在隔着老远的苗圃旁，或是挖水渠的地方大声咳一声。我们立刻就闭嘴，埋头继续挖地。我们真的不是想偷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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