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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

　　第十二章　羞煞了一担石沟

　　一担石沟石头多，潺潺泉水挂山坡。

　　受冤右派来劳动。何惧坡陡荆棘多。

　　枣甜桃大猪鸡叫，一担石沟笑呵呵。

　　偏有邪风阵阵起，青山绿水起浑浊。

　　1958年10月8日怀着前途未卜的心情，我奉命从豆各庄乡转移到西山的北京市委绿化基地：一担石沟。过了门头沟，汽车在两边的悬崖峭壁中爬行。在山脚下，仰望陡峭的高山、狭窄的石路，颇是心惊。经过“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闻名古刹——潭柘寺，就到了一担石沟。入沟处一边一块巨石，传说当年二郎神挑山至此，歇脚撂下的，因此传名“一担石沟”。山泉从坡顶而下、哗啦啦地流淌，时而可闻运山货的驴队颤颤悠悠、叮叮当当的铃声。

　　核桃树、柿子树、酸枣树漫山遍野、参差不齐、色彩不一。这里的核桃树都比较高大，枝叶茂密。农民说：“核桃是爷爷种孙子吃，这些树都经过好些个爷爷了。”柿子树多为与黑枣枝嫁接而成。此刻正是金秋，黄澄澄的柿子像一个个点燃的小灯笼。美丽的山色使我又升起幻想：要在这里好好劳动，争取早日摘帽，重返正常人的生活。

　　在这里劳动的有市、区直属机关的右派分子30余人，再加上一些有其他问题的人和轮班来锻炼的机关干部，经常100多人。有在青年作家会议上相识的朋友：东城区委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青年作家王蒙，北京日报的青年作家从维熙、漫画家李滨声等。我们市委机关的右派分子也集中于此。宣传部三个右派：徐宝伦、我和梁湘汉先后来此。组织部的张敦礼、统战部的叶向忠、王志诚，监委会的白祖诚、财经部的薛德顺、办公厅的张万昆、李润华等都来了。

　　和许多同类在一起，似乎由大家共同分担了心头的压力；不像初到豆各庄，置我一人于众村民监督的压力下。

　　实际并非如此。这里虽没有广大农民群众监督的眼睛，却有以“改造”他人为职业的管理干部，以及以整人为表现自己“革命”的短期来劳动的个别干部和少数几个右派头人。他们是惟恐天下不乱，各显其能地为右派的帽子上再加砝码，真是“无日不风波”。虽然历史的错误，不会也不应由他们来扛，但任何历史背景中也会涌现各种不同人的不同品德。

　　层层梯田里搭起的帐篷就是我们的栖身处，地上铺上稻草就是床，被子总是潮乎乎的，一场秋雨飘来，连梦都是阴冷的。

　　市委机关领导拟将一担石沟建成长久的生产基地，于是我们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修马路、盖房子。

　　一、“我们愿做一支笔”

　　来一担石沟不久，在壁报上见到一首名《神笔》的好诗：

　　我们愿做一支笔，

　　请党着意染丹青。

　　巨腕挥毫地易色，

　　童山尽披绿衣襟。

　　这首诗真切地反映了赤子改造的虔诚心情和劳动结果。

　　开始，是整天刨石头，抡镐抡得手臂发酸，但每撬下一块石头，心情都很愉快，仿佛削掉一点沾在心灵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我死盯着一片烧石灰用的青灰石石岩，一镐一镐地刨，太阳偏西了，刨下来一大堆青石块，心里也满满的，反觉得一天过得太快了。

　　1958年11月30日在老农的带领下，我们开始烧石灰。在山边平地上挖一个锅形的坑，挖三条风道，坑底铺上从炼钢厂拉来的焦渣，上铺一层干树枝，再铺一层煤块，再铺上青灰石。一层一层青灰石往上码，一天就码出个一丈多高的大石堡。从小小的窑门进去点着火。

　　树枝烧红了，焦渣烧红了，煤块烧红了，石头烧红了，我们的心也烧红了。

　　为了烧第二炉、第三炉......我们几个右派又去檀柘寺附近的太平庄取炉渣。山道陡峭，要走40度左右的斜坡，上上下下一个上午要背十几趟。同类薛德顺和张敦礼两人挑两大筐，我背一大筐，不弱于男士。可上下坡时不如他们稳当，摇摇晃晃。最后一趟感到特重，筐总向一边偏斜，只怕一个趔趄翻下山涧。我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终于爬完了这坎坷的山道，可何时爬完这改造的坎坷险道呢？

　　到了平坦一些的路上，还摘了些道旁的黑枣、酸枣慰劳自己。

　　经过一周，炉火熄灭，青石变成白石，取一块用水一浇，白石头喳喳地酥裂，腾腾地冒着热气，怪不得人们说石灰加水可烧熟鸡蛋呢。我们高兴得蹦起来，欢呼、鼓掌：“我们成功了。”有了石灰，我们可以盖房了。石灰啊！你是实实在在地为人类服务。明朝于谦早就歌颂过你：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留得清白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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