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听林彪说要去伊尔库次克，我才知道不是去大连，是要到苏联去。当时一听去苏联的地方，脑子里第一个反应就是叛逃，所以，在这一瞬间，我思想产生了激烈斗争。跟着跑，这不是当叛徒了吗？自己的老婆、孩子不成了叛徒的家属了吗？便决心下车。
我本能地大喊了一声：“停车！”
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我立即开门下车。
叶群气冲冲地说：“李文普！你想干什么？”
我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
我转身朝58楼喊了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我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我开枪。
当时距离很近，只有一米左右，我侧着身，手扬着，所以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受伤后，我倒在路边，先后听到三辆车通过……。
我提着枪流着血走回58号楼二大队队部，卢医生马上找了一个急救包给我包扎。在大队部里的人有姜作寿大队长、林立衡、杨森和张青霖。姜大队长和杨森处长都能证明不是张青霖给我包扎的。
杨森是空政保卫部派来的处长，专做林立衡的警卫工作，当时住在56号楼，后来转业到大港油田任保卫处长。他证实：
枪响，一个人倒地，警卫部队去人看是李文普被打伤，当时即送医院，不是张青霖和林立衡给包扎的。中央专案组在几年的审查中，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李文普受伤是自己打的。
至于张宁说，林家三口离开96号楼时，是“叶群和林立果一边一个扶架住毫无声气的软绵绵的林彪上了汽车”，李文普亲身经历是：
大约11点多钟，叶群拉我到林彪卧室门外叫我等着，她先进去和林彪说了几句话然后叫我进去。这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林彪对我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我说：“等要了飞机再走。”叶群插话骗我说：“一会儿吴法宪坐飞机来，我们就用那架飞机。”
我当时怀疑为什么不让我调飞机，有些反常，心里没有底。我从林彪那里出来，叶群也跟着出来，叫我快点调车，并说：“快点吧!什么东西也别带啦，有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究竟往哪里走?我越发怀疑，就到值班室给北京打电话，找空军主管专机工作的副参谋长胡萍。我说：“首长要马上走，什么也不带，我觉得方向不明确，你知道去哪里吗?”胡萍在电话中很不耐烦地说：“你不要问了，不要问了，你不要再往北京打电话了。”不容我说，他就把电话挂了。
这时，林立果把我叫到叶群的办公室，他给在北京的周宇驰打电话，叫我在门外看着。我听到林立果说：“首长马上要走，你们越快越好。”他放下电话出来，催我快去调车。我回到秘书值班室，给58号楼8341部队张宏副团长打电话，告诉他首长马上就走。张副团长问我怎么回事，林立果又走了进来，问是谁来的电话，我说是张副团长，林立果立即伸手把电话压了。这时，杨振刚已把车开了上来。
张宁的书，最让李文普愤怒的，是其中诬陷他是8341或更高的人安插在林彪身旁的“内线”。张宁是这样写的：
李处长为什么命令大杨备车?
李处长为什么自己先行上车?
李处长为什么自伤?
李处长以谁的名义做大杨的工作?
周恩来的电话是李处长报给叶群的，为什么要隐瞒说话时间?
“林办”和林立果的所有电话事后得知都被李处长监控。
当夜，叶群的情绪变化，北京方面掌握得十分清楚，“适时添火架柴”，96号楼里的“内线”是谁?
张宁书中这一连串的问号，够吓人的。《尘劫》一书中还有一句定性的话：林彪如果是主谋，李文普便是策划者和安排者。
李文普在《不得不说》一文中，针对张宁说的他是中央警卫局派在林彪身边的人，组织关系一直没有调来“林办”，林彪的习惯之一是，内勤警卫李处长不先上车，他不上车……李文普声明说：
我不是毛泽东、汪东兴派在林彪身边的警卫。我是1948年入伍的，于1954年从广州军区警备团三连副指导员岗位抽调林彪身边当警卫班长。……林彪看我老实，从不参与林家政治上的事，什么事情也不多问，便一定要调我到他身边去，而且处处不为难我，相信我，在这一点上说我是他的亲信也未尝不可。后来我到中央警卫局当参谋后，林彪非要我去不可，并说李文普不来我睡不着觉。这样，我才又回到林彪身边。组织关系在1964年就已调到“林办”。至于上车问题，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首长不上车，警卫人员不可能先坐到车上去。
张宁说，林彪专车司机杨振刚，9月10—11日两天，李文普找他谈话后，情绪陡变，从不喝酒的人却喝得醉醺醺的，直到12日深夜开车载着林彪等人进机场，一同上了飞机，死在外蒙古。并质问：“这个关键人物的工作是谁做的?”张宁这段话的含义是，李文普找杨振刚谈过话，强迫他开车载着林彪等人上飞机出逃。
李文普指出：
杨振刚为人忠厚老实，过去在西直门专家招待所当司机，表现好，由总参管理局调给林彪开车。他从来不喝酒，事件发生前每天准备好红旗车，随时听林彪外出转车，没有发现他喝闷酒、情绪不高，更没有谁给他做思想工作。把杨振刚说成是林彪逃跑死亡的关键人物，把我说成是知道林彪、叶群、林立果阴谋的帮凶，这完全是对杨振刚、对我的极大污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