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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初期，林彪指挥了平型关战斗。平型关战斗的胜利，对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树立八路军在人民中的声威有重大作用。这个战斗是林彪和其他同志一起指挥的，他是一一五师师长，聂荣臻同志是副师长，罗荣桓同志是政治部主任，不过主要指挥的还是他。毛主席、朱总司令当时都不在前线。后来有人说，平型关战斗打错了。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当然，平型关战斗一方面是胜利，另一方面也有教训要吸取，就是同日本人作战，当时按照毛主席的方针，是不能硬拼的，盲目地拼会把我们的老部队拼掉，当时我们没有多大的本钱。但是这个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有很大的影响和意义，这是不能否定的。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冬我们进军东北的部队是十万多人，经过三年，到1948年的12月，部队进关时是一百多万人。带十万人进去，带一百多万人回来，建立了东北那么大的解放区。当然，这不是林彪一个人的功劳，这是整个东北局和东北部队指战员和东北人民的功劳。但是，林彪是主要负责人，不能抹杀这一点。不然外国人会说我们写历史不顾历史事实。在‘林彪’这条释文中，对他的成绩需要写具体一些，概括地写几句话。譬如，他与陈云、罗荣桓、李富春等同志，共同领导了东北的解放战争，解放了整个东北，后来进关指挥了平津战役，解放了华北，以后又进军中南，直到中南地区全部解放，他才回来休息。总之，对他历史上的成绩也要概括地点出来。”
最后，黄克诚强调对林彪历史上的错误，应当做具体分析。他说：
“关于林彪在过去历史上的错误，我不知道你们写其他人的时候，像这类问题是不是都写上。譬如，林彪写信给毛主席，提出‘红旗能打多久’的问题。在党内来说，一个下面的干部，向党的领导反映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意见，现在看来这是好事；如果把自己的观点隐瞒起来，上面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这是不正确的态度。林彪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尽管观点是错误的，但敢于向上面反映，就这一点来说，是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态度。在党内有什么意见就应该提出来，现在应该提倡这种精神。有些同志不敢提意见，生怕自己吃亏，这不好，提的意见不一定都正确，还可能有错误，这不要紧，错了可以批评。由于林彪提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林彪不提那个问题，毛主席那篇文章也写不出来。在党内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按照组织系统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应该提倡这种事情，不是批判这种事情。特别现在应当提倡这种作风。在‘文化大革命中’，谁说一句就记账，弄得谁也不敢讲话，怕说错了挨斗。据我了解，像这类事情林彪不止这一回，他向毛主席提意见还有提得更厉害的。我考虑，如果其他人的条目释文中像这类问题都写，‘林彪’这条目也可以写；如果在其他人的条目中这类问题不写，对林彪也不要那么苛刻。在我们党几十年革命斗争中，没有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没有讲过错话，没有做过错事，恐怕一个也找不出来。毛主席也犯过错误嘛。像这类历史上的问题，如果其他人的条目中不写，‘林彪’这一条目也可不写。如果要写，也要在肯定他历史上的功绩之后，再提到他在历史上也提过的错误意见。至于他后期的问题，属于另外一个性质，那不是错误，而是严重的罪行。他坐飞机外逃，机毁人亡，身败名裂，自己给自己做了结论，这要严肃批判，当然也是按照历史事实表述出来。总的来说，我的意见就是要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历史学者的态度，来写林彪的历史。好的，坏的，两方面都写，不要只写一面。”
黄克诚是党和军队的著名领导人之一，“文革”结束后复出，曾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在1959年8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他被打成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成员，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对待。“文革”中又受到林彪集团的残酷迫害。但他对党的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光明磊落，不计个人恩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不仅使得对林彪的历史评价得以端正，而且对党史军史的研究编写也有重要的意义。
千古罪人，盖棺论定
“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外逃投敌，叛党叛国，成为千古罪人，在历史上这是盖棺论定的。《军事大百科全书》的条目，限于篇幅，没有罗列林彪担任国防部长以后所干的种种坏事，只侧重强调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行。事实上，林彪从一代名将到千古罪人的蜕变，在50年代特别是1959年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就已经开始了。
周总理1972年8月，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时说，对林彪要做具体分析，因为一个人的思想是发展的，不能说他早先的思想和他以后的思想是一样的，他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1980年11月，当时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在一次座谈会上讲：“由相信社会主义蜕化为法西斯主义，历史上是有的嘛”，“我看林彪一伙，也应该说开始是相信社会主义的，后来变成了封建法西斯分子”。
林彪为什么会蜕变?是怎样蜕变的?这是很多人思考的问题。依我所掌握的材料，对党内高层领导的斗争了解甚少，而且限于我现有的水平，很难把这个问题说透彻。我觉得中央党校于南教授所写《林彪集团兴亡初探》（见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十年后的评说》一书）基本上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于教授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和教学，1980年参加了中央专案组对两案（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罪行的审查，以及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对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历史性审判。
于南教授在这篇长文中，首先强调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剖析林彪及其集团的兴亡。民主革命时期的林彪，虽然有一些错误，总的看功绩是第一位的。既不是像“文革”初期一些人吹捧的那样“一贯高举”、“一贯紧跟”、“最忠诚、最坚定”，也不能像“九一三”后一些批判文章说的那样，什么林彪一开始参加革命就是投机，抱有篡党夺权的个人野心和反革命目的，在各个革命时期都犯有滔天罪行，似乎一生下来就是个坏蛋。要探讨林彪及其集团的兴亡，首先要了解林彪个人野心滋长的过程，要从林彪在建国后的发展变化说起。
于南教授分做几个时期对林彪进行剖析，我扼要转述如下。
建国初期，林彪一直休养，没做什么工作。1953年，他参与了高岗的反党阴谋活动，暴露出他有政治野心。那年10月，他在杭州养病期间，高岗特地到杭州与他串连，“商量”中央政府人选名单。当时党中央在做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高岗和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饶漱石阴谋计划改组国务院为部长会议，提出由林彪担任部长会议主席，高岗任党中央副主席，达到排挤刘少奇和周恩来的目的。为此，高岗还分别找陈云、邓小平谈过名单之事，拉拢陈云同他一起担任党中央副主席。陈、邓认为这很不正常，都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件事。而林彪既未向毛泽东报告，也未向其他领导人透露。他的老婆叶群还几次代他去高岗住处谈“政治”问题。11月末，林彪交给高岗妻子一封信，要她亲自转交高岗，不要丢了，也不要和其他人讲。高岗反党事件揭发后，叶群极力编造说，那封信是林彪批评高岗搞地下活动是危险的；当年在杭州看所谓的“中央人选名单”时，林彪曾批评高岗说这是非法的活动。其实，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林彪与高岗的某些活动有所察觉，并派陈云去做林彪的工作。但林彪隐瞒了许多和高岗勾结的重要情节，中央未予深究，使他滑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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