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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扎门乌德，列车停站一个小时。从车窗看出去，这个车站比二连荒凉多了，孤零零的两层站房，两根立柱撑着两面坡的屋顶，除了样式别致和大门旁的雕塑马之外，就没有什么惹人注目的地方了。从车上下去十几个中国人，穿着蓝色或草绿色带栽绒领子的棉大衣，肩上挎着、手中提着大大小小的包裹，跟在蒙方海关人员后面走进候车室。列车员说这是一些华侨，他们的行李本来应当同别的旅客一样在车内检查，但蒙方海关人员偏要带进站房检查，便于他们没收“违禁”物品。我刚进入蒙古境内，就看到蒙方对华侨的某些歧视，印象非常深刻。
列车终于开动了，车速逐渐加快，不久就飞跑起来。车比在我国境内跑得快，可能是柴油机车马力比较大的缘故吧，但路基不怎么好，车体时而向左时而向右地晃动。太阳已开始西沉，沙漠不见了，接下来的是一望无际有些幽暗的戈壁滩。这是五百华里大漠的北半部，蒙方把它划为三个省：南戈壁、东戈壁、中戈壁，加在一起比我国境内的戈壁滩更大，也更荒凉。处身在这大戈壁之中，使人有寂寞凄然之感。我不禁想起唐朝李华的《吊古战场文》：“浩浩乎平沙无垠，炯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实际上，眼前这片大戈壁，也曾经是古战场，但它既没有河也没有山，看不到一只鸟兽，比李华当年描写的古战场更为凄凉。“伤心哉，秦欤汉欤，将近代欤”，《吊》文中这三句话，叹息古代征战兴衰交替，令人不胜感慨系之，如果再添一句“将现代欤”，不是也很贴切吗?
天黑下来，车外什么也看不到了。我熄灯就寝，伴随着列车规律而有节奏的“咣当咣当”声，慢慢地进入梦乡。睡得正酣，突然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列车员稍微拉开房门递进话来：“再有40分钟就到乌兰巴托啦!”我急忙起床，拉开厚厚的窗帘，看到天色已透亮，赶紧去洗漱。
从两边车窗看出去，景色有了令人吃惊的变化。进入蒙境一路上看不到一棵树，而这里一边是覆盖着密密层层暗绿色松林的高山，一边是草丛上片片残雪略有起伏的山谷盆地，列车正在两地之间的高山根部盘旋。由于南边地势高，而乌兰巴托地势低，列车只有在盘旋中逐渐降低高度，才能驶出山谷，因而有时车头车尾竟然打了照面，甚至转来转去又回到原处附近，当然高度已经下降。我想，这大约就是列车长曾谈过的为了凑足七百公里而修筑的“盘陀”路吧。在铁路专业人员看来，修路劈山取直是天经地义，最令他们反感的是无故绕行。不过，在这种地形上，少花点工程费，让列车多绕几圈，也算情有可原吧。
列车在山谷里绕了足有20分钟，才缓缓驶出谷口。一出谷口，眼前豁然开朗，一条宽宽平平的冰冻河流横躺着，看来这就是土拉河。对岸沿河布局的乌兰巴托呈现在面前。这座东西长南北窄呈扁担形的城市，中段有不少高层楼房，两端则基本上是平房，背后山坡上还有大片蒙古包群。
列车越过铁路桥，鸣笛驶进乌兰巴托车站。列车员帮我把行李提到站台，列车长过来道别，问使馆接站的人见到没有。我非常感谢他和列车员一路上的照顾，希望今后能再乘坐他们的车。他说那今后肯定有很多机会，不过你将来可能更喜欢乘小联运了。正说话间，两位穿皮大衣的人快步走来，问我是不是北京来的孙一先同志。他们自我介绍，我当时只记住瘦一点的是老姜，胖一点的是小毛。他们同列车长打了招呼，并跟我一起同列车长道再见，祝他莫斯科之旅一路顺风，然后提上行李走出车站。这时，太阳还没有出山，而天色已经大亮。
路上行人不多，车辆更少，我们的车开得挺快，十来分钟就抵达使馆。在车上我左顾右盼，想尽量多留下一些第一次的印象。老姜不断指点一些建筑，给我介绍是蒙古的什么部门，不过，给我这个新来乍到的人留下较深刻印象的，只有市中心的政府大厦和它前面的广场，以及广场中间高耸的骑马的苏赫巴特尔塑像。但是应该说，异国他乡的新鲜感还是有的。车开进使馆大门，绕过主楼开到后院的宿舍楼，小毛说下车吧，到家啦!家?这个字眼我顿时感到有点生疏。他们俩帮我把行李搬上二层事先准备好的两间一套、卫生设备齐全的房间，没有坐下，小毛就建议先去吃饭，因为食堂已开过饭，不能久等我们。饭后，他们带我走进使馆的主楼。
说也凑巧，正好张灿明大使在前厅向一位个子不高但身材壮实看来十分精明的同志交待事情。张大使看到我们进来，没等老姜介绍，就连说：“欢迎，欢迎!”并同我握手。张大使个子高高的，看上去五十岁左右，面容酷似解放军著名儒将、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我在国内就听说他们是亲兄弟。张大使向我介绍了那位个子不高的同志：“这是办公室主任刘吉德同志。”然后挽着我的胳膊，一面走一面说：“到我办公室谈谈去。”上到二楼东头他的偌大的一间办公室，在沙发上坐下，我首先向他问好，并转达国内有关部门对他的问候。他再一次表示欢迎我来馆工作，询问我旅途中感受如何。第一次见面交谈，虽然有点外交程式，但洋溢着同志式的热情。
“你的外交职衔是二等秘书?”张大使问。
“是的，这是国内定的。”我回答。
“那你就在文化处负责吧。使馆下设这么几个部门：办公室、研究室、商参处、经参处、领事部，还有文化处，干部加职工总共五十多人。”张大使一口四川话，乡音未改。“你爱人为什么不一起来?”
“她在河北省搞‘四清’，明年春天才结束，人事部门说明年上半年派她来使馆。”
“国内情况怎么样?”
“经过这两年的调整和恢复，市场供应好多了，粮、油、蛋都能吃上，凭票供应，量还是不多，牛奶只给小孩和病人。马上到年底了，人们展望1966年，对生活进一步改善，挺有信心的。”
“听说最近有一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全国各大报都刊登了?”
“是的，一个叫姚文元的人指名批判历史学家吴晗，说他写这篇东西有阴谋，鼓吹‘单干风’、‘翻案风’，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的反映。”接着我又补充一句：“我来时随身带了一张报纸，大使有兴趣，我送来您看看。”
“好的。”他转了话锋，“中蒙关系变冷了，我国对蒙古的劳动力援助已被迫结束，经济援助也在扯皮，贸易开始下降。苏联军队一个建筑旅已开进蒙古，中东南部省份出现了好多处苏军勘探队，说是为了找水、打井，但每个队都配了野外通讯电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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