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了也要爱(49)_殷雄

四十九

　　杨帆舅舅的声音像赵大爷一样苍老。刚接电话，他就警觉地问我是谁。我说：“杨帆的朋友！”那边无所谓的声音，立马变得小心翼翼，小得我几乎都听不见。但我还是艰难地得知了杨帆母亲的病情：肝硬化！

　　杨帆舅舅说，这病暂时没什么生命危险，杨母也在坚持打针吃药。不过要把病根去掉，还得花不少钱，杨帆舅舅隐隐约约地向我透露：杨家已经债台高筑，杨母又整天为杨帆的事黯然神伤。我只得一一告诉杨帆舅舅：杨帆在道义上是无辜的，请伯母别伤心；我们已逃到安全的地方，请伯母放心；不要对外提起我们的情况，请伯母小心。此外，请伯母一定要配合治病，我们在这儿找到了很好的工作，会尽快寄钱过来。

　　回到梅城，我没有把杨母得病的消息告诉杨帆——她现在还承受不起。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快找到许多钱——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给予的孝心方式，也只有金钱。

　　在萧金贵的帮助下，我在电缆厂兼了一份清洁工。每天早上六点至七点，中午一点至两点，下午五点半至六点半，三个时段打扫厂区走廊、院子及职工生活区的卫生，同时冲洗大厂房“24 24坑位”的大厕所，月薪七百元。

　　这的确是一件恶心的差事。那些苍蝇、蛆、烟头、卫生巾、塑料袋、钥匙、小刀以及芹菜、土豆、辣椒的混合呕吐物全部沤在尿液中、屎渍上，我得将它们冲进下水道。这些黄的、黑的、白的、红的污秽常常让我恶心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最可恶的是，被我冲洗得窗明几净的坑位，不久又会堆满偏道的屎，渗出的尿，落红的卫生巾，恶臭的呕吐物，它们的制造涌现永远没有尽头！我相信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如此年轻的大学生，像我这样清扫着以民工为主的厂区厕所。当然，在这儿唯一的好处，就是每天下班之前，能够在空荡荡的厂区厕所内免费冲凉。

　　刘义曾经强烈反对，萧金贵也是，杨帆更不例外。

　　刘义甚至骂过我：“想钱都想疯了！”当我表达的确很缺钱的时候，他成功地怂恿我去赌了一次，但还是输了四十块钱，他对此就表示爱莫能助了。毕竟他赢钱也不容易，花钱又太过奢侈，总不可能每月给我七百元吧。

　　萧金贵的意思是让我去做另一份工作。他认为这两份工对我来说都是大材小用，事倍功半。但放眼四顾，在梅村这个以小作坊工业为主的地方，新手根本找不到超过一千五百块的工作。梅镇倒是有，但萧金贵知道，我离不开女友“吴双”。

　　杨帆也反对过。她说我们两个人，加上以后生下的小孩子，一个月八百块也够用了，何况我们还能写点稿子挣钱。其实她也明白，钱永远没有够的时候，何况我们的确很需要钱，在任何一个方面。被杨帆逼得无可奈何的时候，我将杨母生病的消息，转接到自己母亲的身上。杨帆听后变得十分理解与支持，并提出她也得干些什么，但除了写她的稿子，恐怕没有办法做其他的事情。

　　八月，生活清贫、幸福而又安全。

　　梅镇没有任何关于杨帆的通缉，梅城也没有。陈菁的“救平会”因暑假的到来而偃旗息鼓，赵大爷也一直待在四川老家，虽然整日以泪洗面，身子骨倒还算硬朗。火车站的乘警已经不再一一对照杨帆的照片，报道的热闹期已经过了，通缉令上的悬赏稳定到了十二万元。大方位的海底捞针人民警察耗不起，这不过是一件普通杀人案，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去干。

　　八月上旬的时候，萧金贵帮“吴双”找到了一份家教。那是个十二岁的小姑娘，碎碎地扎了八根小辫子，性格挺文静，学习也很认真。小学五年级的语文和英语，每天三个小时三十块钱，杨帆也轻松乐意得很。此外，作家小姐又在本地报纸上发了几篇文章，所以八月毒辣的阳光，于我们开始有了阳光灿烂的味道。

　　刘义和肖晓萍还没有整出儿子，关系似乎有些紧张。但肖晓萍仍然朝我家跑，她对杨帆肚中的孩子喜欢得很，弄得她好像不会生孩子似的。不过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几乎每隔一天，肖晓萍就会捎来奶粉、摇篮、背带、童装之类的玩意儿，估计等儿子出生的时候，我这当老爸的就可以不花一个子了。

　　八月中旬的时候，杨帆草拟了一套《夫妻积分条例》，并成功地强迫我在《女人日记》上签字、画押。在这套充斥着“女权主义”的制度下，杨帆采用的是“科学量化标准”，比如我煮一次饭可以得三分，洗一件衣服两分，上一天班五分，读一本小说三分，讲一个笑话一分，为她的舞蹈鼓掌两分。当然，这些积分是可以向杨帆提出消费请求的，比如点一首歌会扣去十分，牵一次手用掉二十分，接一次吻花销五十分，积分超过了五十，用杨帆的话就是：“让你睡回床上，我给你来个全方位高品质的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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