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文集



                          《仙·鬼·妖·人》序

　　俞汝捷先生的《仙·鬼·妖·人——志怪传奇新论》是一本具有独特学术价值
的著作。
　　志怪传奇无疑是中国文学史的组成部分。只因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念是将经世致
用的功利性放在首位，这两种文体虽拥有众多的读者，却从未进入正统文学殿堂，
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以鲁迅先生所著《中国小说史略》
和所编《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以及汪辟疆先生校录的《唐人小说》为标
志，探讨的空气始日益展开。一般的研究者包括一些有影响的文学史著作在论及志
怪、传奇时，大都强调的是作品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并据此评价作品的思想性
和艺术性。从文体角度来研究其审美特征的，汝捷这一著作还是开创。
　　从文体上看，从志怪、传奇直到《聊斋志异》，自有一条日臻成熟的发展轨迹。
志怪作为初创期小说最重要的文体样式，虽然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和社会学的认识意
义，但还显得粗陋。
　　传奇则如鲁迅所说，是我们的祖先“有意为小说”的开端。它曾与律诗并称为
“一代之奇”；即用现代的“小说”概念去衡量，也已大致相符。志怪和传奇各有
其兴盛时期，而后又相继走向衰微。清初出现的《聊斋志异》乃将两种文体的优长
熔为一炉，创造了文言小说的又一个高峰。用著者的话说：“《聊斋志异》正如一
道灿烂的回光，照亮了志怪传奇暮色苍茫的原野。”
　　在这一著作中，著者明晰有序地理出了一条文体演进的脉络，说明了其兴衰嬗
递的过程与原因。譬如，对志怪被传奇所取代这一现象，他就结合唐代的政治经济
背景、唐人的精神需求和审美心理，分析了志怪对主体的种种不适应：人们在政治
相对稳定、经济相对繁荣的局面下，追求今生现世的幸福，不再像志怪那样，把希
望寄托于仙境、来世，寄托于因果报应。
　　人们要求小说具有更丰富的内容、更曲折的情节，不再满足于志怪的“粗陈梗
概”（鲁迅语），只是作为简单雷同的宗教例证。
　　人们对诗美的要求空前高涨，而志怪则缺乏诗情……所以，传奇这一生机勃勃
的新文体也就自然地“以对现实生活的拥抱、对艺术形式的讲究和对诗情画意的追
求”，取代了自魏晋以来志怪在小说领域的主流地位。当然，传奇也吸取了志怪中
于它有用的主题、题材、技巧手段。如著名的《枕中记》、《南柯太守传》、《樱
桃青衣》，便都明显地取材于志怪作品《焦湖庙祝》，只是各自作了极大的再创造，
形成了三部杰出的传奇小说。
　　以上只是聊举一例。本书对文体嬗变的各个环节都有所阐释，诸如志怪如何弥
补神话的不足，又如何实现正统外的繁兴，传奇如何受到古文、诗歌的滋润，其作
者的审美自觉如何在竞争的空气中得到培养，后来又如何受到词的冲击，受到来自
话本的强烈挑战，如何试图复振，等等问题，著者都作出了周密而清晰的回答。
　　著者指出：“文体的生命决定于它对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的适应力。”我们大
致可以看出这一立论所包含的主要意思：一、一种文体的审美特质系由创造主体的
思想意识、审美情趣
　　所决定；二、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三、主体的思想意识和
审美情趣并非凭空产生，不仅与时代背景、社会思潮息息相关，而且受到一时的社
会风尚和其它文艺体裁的影响；四、文体的嬗递不是简单的抛弃，新旧之间总有某
种继承、发展的关系。著者正是立论在这样的基点上，探讨文体的演变过程的。
　　在引导读者沿着文体的轨迹跋涉的同时，著者又让我们在志怪、传奇的作者们
的精神世界遨游。这是本书更主要的部分。
　　他分析了志怪、传奇、《聊斋志异》文体形式的不同和内容重点的差异，但是
他说：
　　作为独立发展的体系，从志怪到传奇再到《聊斋志异》，又有一些基本的、共
同的、一以贯之的审美特征。最突出的，就是不以写实、再现为唯一目标或主要目
标；作品显示的不是或不仅是真实的社会生活，而是或更是作者真实的内心生活，
是主体人格、情操、信仰的表现，是一个幻想和寄托的国度。
　　著者认为这一小说体系与重写意、重抒情、重表现的传统诗画的审美意境颇为
相通。在上引他那段话中，虽然对志怪、传奇的写实功能、再现机制留有余地；分
析具体作品时他也或多或少地谈到志怪、传奇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呈示；但他主要的
立足点和着力点则在强调作品所表现、所流露的主体的内心生活。从这一新的视角
的切入，就为志怪、传奇的研究拓宽了领域，并与再现说互为补充。
　　志怪、传奇、《聊斋志异》的作者通过作品所表达的幻想和寄托，也只能是一
个时代社会思潮的投影，受到历史的限制，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汝捷通过对
具体作品的感受和分析，窥视作者的意识、下意识或潜意识，探察其内心世界，同
时也注意到了由此折射出的时代人文心理。从他的阐述中，我们看到了古代人渴望
幸福的种种表现：或向往长生不老，或仰视神仙境界，或梦想世外桃园，或歌颂坚
贞的爱情，或赞扬侠义的壮举……。我们也领会了他们对所认定的善的热爱，对所
认定的恶的憎恨。幻想任意翱翔，起飞点还是现实的基地。寄托难免虚诞，反映的
却是压抑的人性。人们正是通过幻想和寄托使感情得以宣泄，精神得到安慰。
　　著者给《聊斋志异》以极高的评价，认为“宋明以来，白话通俗小说的蓬勃发
展使一切志怪传奇均无法与之抗衡，《聊斋志异》乃以伟大的成就与《儒林外史》、
《红楼梦》鼎足而三，毫无逊色地站在了清初小说的领袖位置上。”但他对那伟大
的成就的评述，也不是重复人们常说的作品如何反映、揭露官场的黑暗、科举的弊
端、婚姻制度的不合理；而是透过故事表面的恢诡荒诞，结合蒲松龄的身世，剖视
作家的内心。他强调《聊斋志异》是“孤愤”之书，其中相当多的作品是对作者自
身价值的肯定，有时甚至是悲剧性的肯定；有的作品特别是爱情题材的作品则是一
种自我慰藉。当然，蒲氏的内心生活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特定时代、特定阶层的烙
印。他的悲哀，他的不平，他的自负，他的梦想，实际上也是那个时代许多如他一
般潦倒落拓的书生的共同心理。
　　正是从重表现的审美观出发，著者还就西方现代派小说与中国志怪传奇小说的
相近、相趋之处作了六点比较和阐述，即主体的顽强表现、主题的哲理意蕴、色彩
的怪诞离奇、接受的间离效果、梦境的明喻暗示、文风的简洁朴实。这里提出了一
个全新的课题，当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不过，这恐怕也是一个需进一步探讨
的问题。
　　这本书中的立论基础，是对中国艺术精神和文论的把握。
　　著者具有多方面的艺术素养，富有审美能力；又有严谨的治学态度，认真阅读
了大量材料。他接受了不少前人研究的成果，又有独立思考的精神。由于是从一个
新的视角来切入志怪、传奇的研讨，因而就有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其中不少是睿
智的，但或许有的论点也会引起异议。在开创性的研讨中，这是难免的，勇于说出
一得之见总比墨守成规要好。
　　还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一本学术著作，但文风却如此亲切。论述大问题时举重
若轻，明晰清畅；探讨具体作品时又举轻若重，擘肌析理。笔墨则是一派清新洒脱，
有如好的散文，读来毫无枯涩之感。
　　汝捷先前从事小说美学和风格学的研究。他在《青年文学》杂志上开辟的“小
说之美”专栏（后结集为《小说二十四美》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和台湾淑馨出
版社分别出版简、繁体字本），以其新颖独特而受到文艺界广泛的重视和读者的欢
迎。近几年来，他又从事小说史文体范畴的研究，这本“新论”
　　是其成果之一。我读后写了如上一点感想，权作序。

　　　　　　　　　　　　　　　　　　　　　 1991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