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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广岛原子弹爆炸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与我的海军同僚共进午餐。情报非常简短，甚至没有谈到到底投的是什么种类的炸弹。但是对于一名离开学校不久、而且还获得过物理学学位的技术军官而言，我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炸弹，它对日本和我自己意味着什么。尽管日本以前从未战败过，但前景已经十分明了。而有一个青年人却为此感到乐观。从那一时刻起，我在内心里对自己的将来有了信心。 几个月以来，我一直认为日本将会战败，继续打下去是徒劳无功的。同时我也知道，军方想战到最后的一兵一卒。当时我年仅二十四岁，获得了大阪帝国大学的学位，正在军中与一些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一个纪律严明的小组，试图完善热引导武器和夜视瞄准器。军方希望日本的技术能够扭转战争的趋势，我们仍在努力地工作，但是我们知道为时已晚，我们的计划不可能成功。我们不仅缺乏资源，还缺乏时间。从广岛事件以后，我认为我们的时间已经用完了。 我不像当时的那些平民，他们受到警察和军方的严密监视和控制，我可以接触到海军的情报，可以收听短波广播，尽管一个海军军官在不当班时这样做是违法的。我在1945年8月6日之前就知道美国的军事力量占有压倒优势，我们肯定会输掉这场战争。但我还是没有想到会遭到原子弹的攻击。原子弹使每个人都大吃一惊。 在那个炎热、潮湿的夏日，我们无从知道扔下来的那颗原子弹有多么的可怕。我们在军营餐桌上得到的那份新闻通报只说扔下的炸弹是“一种新型武器，它发出强烈的光，照耀大地。”这些描述足以使我们得知这肯定是一种原子武器。实际上，日本军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封锁了广岛事件的详细消息，而且一些军官拒绝相信美国人已经拥有了这种武器。我们所掌握的理论知识还不足以预测到这种武器的毁坏能力，从而判断出它会使多少人失去生命，然而我曾见到过常规轰炸的后果。其实3月9日的深夜至3月10日的凌晨，一批又一批的B29扔下大量的燃烧弹，几个小时之内烧死了十万人，当时我正在东京。我也见过我的家乡名古屋遭到大轰炸后的可怕场景。1945年，日本的大部分主要工业城市，除了京都之外，都被炸为废墟，成千上万日本人家园的土地上都堆满了烧黑的尸体。我不可能想像原子弹还能够制造出更加可怕的场面。 原子弹是8月6日上午8点15分投下的，但我们直到8月7日才得知这个消息。我对广岛原子弹的反应是一个科学家的反应。坐在餐桌旁，面对在战时的日本可以说是相当奢侈的午餐，我一点也不想吃饭。我看着我的同事们，对餐桌上的每个人说：“我们最好是现在就中止我们的研究。如果美国人能够造出原子弹，那只能说明我们在各个领域都差得太远，无法赶上去。”为了这件事，我的上司对我非常恼火。 我早就知道原子能的潜在威力，但我认为至少还要花二十年的时间才能研制出原子弹来，所以一旦意识到美国人已经造出了这种炸弹，确实令人大吃一惊。很明显，既然美国人已经领先了这么远，那么相比之下，我们的技术就是原始落后的了。我们不可能再设计出什么新的武器与之匹敌。我说过，其实我也想像不出，我们还能在短时间内造出什么样的新型武器或者防御设施来与这种炸弹对抗。广岛事件的消息对于我来说真是有点难以置信，它表明技术上的差距是巨大的。 虽然我们知道美国技术与日本技术之间有差别，但是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技术还是相当好的。在此以前，的确如此。何况我们还在继续不断地试图从别的地方得到新的思路。例如说，有一次我们从一架击落的B29轰炸机上找到一台毁坏的设备，从而了解到美国人使用了先进的技术和不同的电路，但是也并不比我们自己的好多少。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当我刚一听说广岛遭到原子弹袭击时，我猛然意识到美国的工业能力远远地超出了我们的想像，对日本有着压倒优势。日本的许多有识之士，包括我自己，都应该对此早有准备。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就看过一部电影，介绍福特汽车公司在密歇根州第尔波恩建造的红河联合企业(River Rouge Complex)，我被建造如此庞大工程的想法所震摄。影片中，巨大的轮船将铁矿石从遥远的矿山运到福特红河钢铁厂来，在那里制成各种类型的钢材。钢材制成之后，再运到这个联合企业的其它部分，通过浇铸和模压制成各种各样的汽车零件。在同一工厂另外的地方，这些零件再组装成汽车。当时日本还没有那样的联合制造业。但是具有讽剌意味的是很多年以后，当日本从战争中恢复过来，开始发展它自己的新型工业体系，在沿海地区建立起崭新的、高效的工厂，而且也拥有了战前曾在福特公司见到过的那种联合制造企业时，我终于有机会去参观红河联合企业。当我亲眼看到那里使用的设备还是那部电影二十年前留在我记忆中的旧设备时，我感到大吃一惊，同时也感到困惑和失望。这使我对美国工厂的未来以及它在全世界引人羡慕的领先地位产生了怀疑。 然而在1945年的8月，当我意识到日本的前途和我个人的命运都将发生巨变时，我还是感觉到焦急不安。我对自己的将来进行了长时间的思索。当初是一名军官说服了我从大学里报名加入海军，为的是可以参加一个项目，这样我就可以继续学习，还可以避免远离本土几千里去参加毫无用处的海战，白白牺牲自己的生命。自从广岛和长崎遭到原子弹袭击之后，我比以往更加坚信，日本应该为了它的将来，尽可能多地挽救各类人材。即使在当时，我也敢于这样讲，因为作为一个年青人，我感觉到将来我也会有一番作为的。当然我并不知道我到底会有多大的作为。 那时候我也没有意识到，多年以后我将会付出那么多的时间，为了使日本与美国以及其它西方国家的关系更加紧密，而在世界各地奔走不息，行程万里。 我出生在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出产好酒的日本酿酒世家，我是这个家庭的长子，也是它的第十五代传人。米酒不仅是一种民族饮料，它对于日本人而言也是一个文化的象征。它甚至还是众多的宗教礼仪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在传统的婚礼上新郎和新娘要共饮一杯米酒。小铃谷村离工业城市名古屋不远，村里的盛田家酿造一种“子日松”牌的米酒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这个名字是从八世纪编纂的一本著名日本诗选“万叶集”中得出的。日本宫廷有一个传统习俗，就是在鼠年的正月初一(日本人称这一天为“子日”——译者)到郊外去选一颗小松树，并将它带回去，移植到御花园中。松树象征着长寿和幸福。岁初植松，人们企盼一年中的健康和兴旺。 盛田公司也生产酱油和豆酱，这两样东西都是日本饮食中做汤和给其它食物调味不可缺少的主要佐料。由于盛田家的生意与人们的生活如此紧密相关，所以他们在村子中也就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商人，但他继承的是一个陈旧的企业，而且在财务上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是唯美主义者，他们倾心于日本及中国的精美艺术和工艺品，将大量时间和金钱花在公众活动和照顾那些艺人、工匠和古玩商的琐事中。茶道中使用的细瓷器皿，漂亮的家具、漆器以及其它伴随着日本上层社会生活的物品，一直受到高度的赞赏，但其价钱也相当高昂。多年来，日本人总是将那些日本传统文化中最好的艺人和工匠冠以“活国宝”的称号，例如漆匠、陶匠、纺织匠、铸剑人、编织匠、图案设计师、书法家等等。对于那些喜爱精致工艺品的人，这些大师们的作品总是供不应求。盛田家两代户主的这种高雅品味以及他们对工艺品孜孜不倦的追求，使得他们无暇顾及公司的生意，最后甚至将公司拜托给别人去管理。 他们依赖于雇来的经理管理盛田公司，但是公司的生意对于那些经理而言，只不过是谋生，如果生意做得不好，他们会表示遗憾，但这对他们个人的生计并非生死攸关的大事。经理们最终失去的不过是一份工作，他们对盛田家的世代相传和家庭富裕以及企业的延续和繁荣都不负责。所以当我父亲作为长子继承家业时，他立即就面临着使公司重新盈利和恢复盛田家的财富这样一个重任。要完成这项重任，他不能依靠任何一个从外面雇来的经理。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父亲盛田久左卫门被召回去继承家业时，正在东京的庆应义塾大学商务系读书。公司面临破产，父亲也知道这个情况。虽然他被迫中止了学业，但又要经受迫在眉睫的危机的考验，这不是课本上的习题，也不是举例分析，而是事关盛田家的前途。他回到家里，用事必恭亲的管理方法开始重整旗鼓。 有一件事对于我们家所有的人既具有讽剌意味又十分幸运。父亲从变卖祖父和曾祖父买下的那些精美艺术品中得到了一笔钱，他用这些钱还清了公司的债务，使得无人过问的工厂又恢复了正常营运。那些变卖品多年来一直被视为宝物，虽然从经商的观点来看这种做法并不太明智，但它们也是家里在艺术方面的投资，而且最终还是获利，对于挽救公司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父亲必须卖掉的宝物中有三件特别珍贵，一件是中国的挂轴，另一件是来自中国的铜镜，还有一件是玉制的饰物，这件饰物在日本的历史上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0年至公元250年间的弥生年代。我的父亲是个严肃而又保守的人，他知道这些东西在他父亲心目中的份量，所以他发誓，只要以后家里有钱了，一定要将这些东西再赎回来。事实上过了几年以后，这些东西就赎回来了，重新归入家里的收藏中。 我是盛田久左卫门和盛田秀子的长子，我出生的那一年，家里的生意又重新起步。作为一个小孩，我并不知道家里的艰难困苦，正好相反，我总是受到宠爱。我们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里，住在名古屋市最好的住宅街之一的白壁町，人们称这一带为富人区。按照日本的标准，我们家的房子很大，但却有些凌乱。我们家有自己的网球场，丰田(日本著名汽车制造商——译者注)家住在马路对面，他们也有一个网球场。这条马路两边的其他邻居也多拥有私人网球场。当年我们家需要一所大房子，因为共同生活在一个屋顶下的家庭成员很多，我自己，我的两个弟弟和昭和正明，分别比我小两岁和六岁，还有比我小三岁的妹妹菊子。当然还有我的父亲和母亲，一个姑妈，她的丈夫过早地去世，所以她没有孩子。我的叔叔也住在我们家，他曾在法国学了四年的西洋绘画。另外还有我的祖父和祖母，六个佣人，以及三到四个年青人，他们来自老家的乡下，到城里来读书，在我们家帮工换取学费。 家里像是总要出事，我想这么多人住在一起，这也是不稀奇的。但我们在这个大家庭中却保持着自己的生活，父母亲和我们这些孩子总是与其他人分开吃饭。但是在一些特殊场合，例如过生日，我们就会将房间之间的拉门都打开，家里的人和亲朋好友一共二、三十个人共同举行一个盛大的聚会。在生日那天，我们欢聚一堂，玩一种抽奖的游戏。每个人都有奖品，欢声笑语中大家一边相互取乐，一边吃东西。举办一次这样的合家聚会，来消除由于孩子、年青的佣人和寄读的学生们引起的争执和分歧，则完全由我母亲一手操持，她是一个具有耐心的、能干的妇女。 母亲嫁给父亲时才十七岁，她和父亲曾一度担心他们可能不会有孩子。那时候有一个儿子作为继承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其实现在在日本还是这样，好在七年之后我的出世终于使他们松了一口气。母亲是一个文静、优雅而且具有艺术气质的妇女，她十分认真地负责管理家务，成天都忙于照看家里的事是否都做完了，家里的人是否都和睦相处，或者至少相安无事。作为一个日本的家庭妇女而言，她过于自信，这在那个年代是很少见的。她往往坚持已见，尤其是关于我上学的事。当然她并不像现在的那些盛气凌人的“教育母亲”，她们强迫自己的孩子通过额外的补课来进入“合适”的学校和大学。我感觉到母亲对于每一件事都是通情达理的，易于与之商谈，起码比父亲容易。由于父亲担负着挽救和重整家业的重任，他的生活已经完全被公司的生意左右，所以当我需要帮助时我更多地去找母亲商量。 我的母亲把家里的很多传统都改变了。一方面她出身于武士世家，了解传统，她自己就总是身穿和服，另一方面她也愿意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家里的孩子们总是在一起打闹，但是等我稍稍长大一点以后，实际上甚至在我十岁以前，我就开始专心于学习了，我更加依赖于母亲的劝导。她对整个家庭负责，但她还是给了我一间有书桌的单独房间。我开始做试验时又得到了另一张书桌，因为我需要一个工作台。她还给我买了一张床，所以我就不必像家里其他的人那样，睡在铺有被褥的榻榻米上。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被现代化了。我的母亲和父亲都希望如此，因为他们准备让我作为盛田家下一代的户主成为家业的继承人，也就是第十五代盛田久左卫门。 这是我们家的一个传统，成为户主的儿子就要放弃他原有的名字，而改名为久左卫门。十五代人中的长子多数出生之后都取名为常助或者彦太郎。我的父亲以前就叫彦太郎，直到他成为户主，才改名当了第十四代久左卫门。我的祖父出生时取名为常助，他继承家业后改名为盛田久左卫门，他年迈引退后，将权力与责任传给我的父亲，他再改名为盛田命昭。 然而在我出生时，我的父亲认为常助这个传统的名字对于二十世纪来说太陈旧了，所以他请了一位年高德劭的日本汉学家来为我取名。这位先生是一个知名的学者，也是我祖父的朋友。他推荐起名昭夫，其中的昭字在日语中读作AKI，有启蒙的意思。我祖父的名字中也有这个汉字。汉字在日语中往往有多种读法，有时甚至有十几种，所以我的名字读出来意味着“启示”或者“显著”，而盛田这个姓氏意味着茂盛的稻田，我的姓与名相结合看来预示着我的一生都是乐观与充满了希望的。我的父母很喜欢我名字中的昭字，所以也把它给了我的两个弟弟，和昭和正明(明字在日语中也可读成AKI——译者)。日本的朝代都有年号，日历上的正式年份是从一个朝代的第一年算起的。1926年大正天皇驾崩，太子裕仁继位，皇家也找到那位为我取名的汉学家，请他选择一个吉祥的年号。他选取的年号是“昭和”，意味着“光明太平”，其中也用了我的名字中的那个昭字，只是读作SHO。(1986年的正式说法应是昭和61年，即昭和朝代的第六十一年。) 直到今天家里还向我提议，我应该真正地继承久左卫门这个名字。如果一个继承人可以证实自己无愧于祖宗，那么他就可以进入宗祠正式改名。但是我想这样做对于我来说是不明智的，因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是盛田昭夫。我有时签名也用首字母AKM，可以说它是盛田昭夫久左卫门的缩写。我在美国的一辆大陆林肯牌轿车还有一块个人化的牌照，上面的号码是AKM-15。总有一天我的儿子英夫(盛田英夫是盛田昭夫的长子，后改名为盛田英粮。——译者)会变成户主，他是否愿意改名为久左卫门，那得由他自己决定。当然我和我的妻子都希望他能这样做，不过这些都是本书的题外话了。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受到有关家族传统和先辈的教育。我的先辈中出过很多爱好文学和艺术的人，例如我的祖父和曾祖父。他们一直都是社团的首领和村役所的官员，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德川幕府的年代。他们是上等人，所以享有使用姓名和佩带腰刀的特权。无论哪一次我父母亲带我回小铃谷村去看看或者住上一天，那里的村民都会非常惊讶地对我表示赞叹，使我感到自负不已。 我的高祖父，也就是第十一代久左卫门，很喜欢新事物和新思想。在上个世纪末的明治时代，他邀请了一个法国人到日本来帮他种葡萄和酿酒。他既酿造葡萄酒又酿造米酒，由此出名，而且也从中受到激励。那时候日本刚刚结束了二百五十年的闭关锁国，向世界打开了大门。新鲜事物很时髦，而且明治天皇也鼓励日本人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学习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技术。在东京，人们举行正式的舞厅舞会，模仿欧洲的服装和发型，尝试西式食品，甚至在宫中也是如此。 酿造葡萄酒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明治政府预计到大米的短缺，而大米正是酿造米酒的基本原料。种植葡萄园，如果有可能的话，用葡萄酒来取代米酒，这样，在遇到预料中的歉收年时就比较容易对付了。历史学家们还有一种说法，当时政府是为了给那些在新政下无事可干的武士找一个就业机会。我们有大片耕地，所以1880年在明治政府的鼓励下，从法国带回了葡萄根茎，并且种植到我们的地里。我的高祖父安装了一台机器，用来加工葡萄，建起了适当的酿酒设施，还从附近招来了农工，在葡萄园中劳作。四年后总算做出了一点葡萄酒，这下子增强了大家的希望，认为这个新型的工业将会兴旺起来。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当时法国的葡萄园正在荒废，因为它们先是遭到了霉菌，后又遭到一种像虱子一样的葡萄虫的侵害。很明显，从法国带回的葡萄根茎已经受到了感染，尽管做了精心的准备工作，这件事还是失败了。1885年在久左卫门家的葡萄园里发现了葡萄虫，葡萄藤必须全部扯掉，久左卫门必须卖掉土地来抵债。葡萄园被改作桑田，用于养蚕。但是盛田家的其它传统产品，例如酱油和豆酱，却在1899年拿到巴黎参加了国际博览会，其中还有一种产品赢得了金奖，这在那个年代对于一家日本公司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总之，我的这位祖先有一种对新事物的渴望，而且还有一种不因一件事失败了就放弃的勇气和力量。他的前一任户主开创了啤酒制造业，请了一位中国酿酒师。这位中国酿酒师是在英国学的手艺，他自己还开了一家面包店，如今这家公司叫作PASCO，生意兴隆，已经有了海外分店。不屈不挠、坚持不懈、乐观向上，这些天性从家族的基因中传给了我。我想我父亲从我身上可以看出这一点。 我的高祖父于1894年逝世，为了纪念他生前的功德，1918年在小铃谷村为他建了一座青铜像。他曾经用自己的钱为村里的人修路，改善设施，还做了许多其它的善事，因此当明治天皇巡视我们家乡附近地区时，曾对他授勋。不幸的是战时为了弥补军需，那座铜像被送去熔化掉了。人们留下了一个模型，又做了一尊陶瓷的胸像，这座胸像至今还树立在小铃谷村宗祠前的小树林里。 虽然看起来我们家的历史一直在小铃谷村的周围，但是我的父母亲却从那个安静的小村子搬到了名古屋市，名古屋市是爱知县县府(日本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译者注)所在地，我就是1921年1月26日在那里出生的。把家搬到名古屋这个热闹的工业城市去，只是父亲促使盛田公司现代化的计划中的一个步骤，它给古老的公司注入了新的精神。另外，在城市里办一个现代化的企业也比在那个美丽的小村子里更加便利。所以我不像我的祖先们那样生活在一个小村庄里，而是在一个大城市里长大。当然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根还是在小铃谷村。 最近我们在老家的仓库中发现了很多有关那个小村庄的古老文件。这些文件很有趣味，我已经建立了一笔基金，用于对这个历史文件图书馆的保存与研究。这些材料都很详细，它们从一个非常实际的观点对三百年前日本的农村生活做了大量的描述。我们对这些文件进行了分类，并把分类合订本提交给日本的各个主要图书馆和大学。还建了一个玻璃外套，将原来的仓库罩起来，旁边连着一座三层楼的房子，学者们现在可以在那里研究那些历史文件，而它们仍然放在原来仓库中的老地方。我总是想，如果我退休了，我还可以在小铃谷村研究历史，与那些历史文件打交道，度过繁忙的晚年。 我父亲对我十分慷慨，尽管如此，我仍然肩负着长子的重任，所以他决定我从很小时就应该接受商业教育。父亲受到时代的限制，因为他是家里长子，所以为了挽救家业，他必须中止学业。他一直是个很讲实际的商人，而我认为他是保守，有时甚至保守得过了分，特别是要为一件新的、有风险的事或者非同寻常的事做出决定的时候。他看上去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做出决定，而且还总是要担心。有时候我甚至认为他会为了没事可担心而担心。我经常为某些对我的管束与他争执，我想他喜欢这些小小的争执，这是一种教育我的方法，它使我学会了逻辑地说理和表达自己的论点。他甚至将我的愤怒转为训练。直到我长大以后，我还是继续为他的保守主义与他持不同意见，但是这对我们家却有好处。与他在生意上严肃与谨慎的个性相反，他是一个温和、慷慨的父亲。他的全部休闲时间都是与孩子们一起度过的，给我留下了很多的美好回忆，其中有他教我们游泳、钓鱼，还有徒步旅游。 在父亲的眼里，生意毕竟是生意，不能开玩笑。我记得十岁或者是十一岁时，我就第一次被带到公司办公室和酿酒厂去。父亲想让我看一下怎样做生意，我长时间地坐在他的身边，旁听枯燥无味的董事会议。就这样，他教会了我如何与雇员交谈。我还在读小学时就学会一些生意经。因为我父亲是老板，所以他可以让经理们到家里来汇报和参加会议，而在这样的场合他总是坚持要我旁听。不久，我就对此感到津津乐道了。 父亲总是不断地提醒我：“你一出生就是老板。你是家里的长子，切记勿忘。”绝对不允许我忘记，将来总有一天我会成为父亲的继承人，担当公司的最高管理者和家族的户主。我认为有一件事至关重要，当我还是一个年青人时，就不断地受到这样的训戒：“不要以为身处高位就可以支配周围的人。要搞清楚自己决定要做的事，同时也要搞清楚让别人做的事，并对此担负起全部责任。”我还受到过这样的教育，斥责部下，出了问题就推到别人身上，也就是找个替罪羊，这些都无济于事。按照家里人教导我的日本式思维方式，合适的做法应该是利用与别人达成的共识来完成一件事，使双方都受益。每个人都想获得成功。在学习与雇员共同工作时，我发现一个管理者需要培养自己的耐心并学会体谅别人，不能做出自私自利的举动，更不应该对人耍弄卑劣的手段。我一直坚信这些概念，而这些概念帮助我形成了一种管理哲学，这种管理哲学在过去以至今天都对我和我的公司起着良好的作用。 我们家的人信奉佛教，所以也受到由此产生的训戒的引导。家里的人很虔诚，经常在家进行宗教仪式。大人们递给孩子们一本佛经，并要求他们一起学着念那些复杂的汉字。我不敢说自己是一个信教者，但是由于这些习俗与传统对于家庭很重要，所以还是得以保持下来。多年以后，当我们回家去看望父母亲时，进门后的第一件事还是去跪拜家里的神龛。 我读中学时，所有的假日除了用在生意上，还是用在生意上。父亲要开会时就会带我到他的办公室去，我要在那里坐着听人向他汇报。然后就是盘点货物。通常把这个称作盘存，采用的是一种古老的、传统的、非常精确的的办法。我们到工厂去，公司总裁站在身后，清点每一件东西。我被教会检查酿酒过程，还要亲口尝一点酒，试试它的味道，再把它吐掉。尽管这样，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我对任何酒精制品都不感兴趣。 虽然我父亲从天性上讲是个非常保守的人，但他还是希望他的家人能够得到他们需要和想往的东西。他对新的、引进的技术和外国货总是很感兴趣。我们家还住在小铃谷村的时候，他就从国外买了一辆福特旅游车，在家乡办起了出租车和公共汽车。他找了一个原来拉两轮人力车的车夫来当第一任司机，当时人力车在日本还很普遍。在儿时的记忆中，我们星期日要出去郊游，坐在一辆福特T型或者A型敞篷车上，沿着凸凹不平的狭窄道路，慢慢地颠簸向前开，母亲神气十足地坐在后面的座位上，把她手里的阳伞庄重地举直，遮挡住阳光。后来父亲总是乘坐由他的司机驾驶的“别克”车。我们家里还有一台通用电器公司出产的洗衣机和一台西屋电器公司出产的电冰箱。 虽然我们家在某种程度上西化了，但是对我的生活第一次真正产生作用的外来影响却是我的叔叔敬三，他在国外住了四年，从巴黎归来，第一次把正宗的西方风尚带入我们家。我的叔叔久经世故，比家里的任何人见的世面都要多得多。在他回来之前，没有人要求我穿和服，父亲上班时穿西装，回家后再换上传统服装，甚至我的祖父也经常穿西装。祖父对西方很感兴趣，他喜欢看美国电影，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他带我去看过一部叫作“空王”的电影。但是叔叔敬三却带给我们他在外部世界的亲身经历，这激起了我们的兴趣。他带回来他在巴黎画的油画，在法国拍的照片，在去伦敦和纽约的旅途中画的写生，他还给我们看他用“巴塞”电影摄影机拍的电影，那种摄影机用的是9．5毫米的胶卷。他在巴黎有一辆有雷诺车，自己驾驶，还照了一张照片来证明此事。当时我虽然只有八岁，这些事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记住了我能够记住的全部外语单词，像协和广场、蒙特马利高地、柯尼岛等等。特别是他给我讲柯尼岛时，我听得着了迷。由于这个故事的魅力，很久以后的1953年我第一次去纽约时，第一个星期天我就去了柯尼岛，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我坐了滑道车，甚至还尝试了一下跳伞的滋味。 我的父亲也学着祖父那样，总是说，如果一个人自己不愿意坐下来刻苦学习，世上再多的钱也不能使他成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但是有钱却可以提供一种教育的机会，那就是通过旅游增长见识。我的叔叔正是这样。他回来后在家里建立起自己的画室，和我们在一起住了很长的时间，直到他结婚为止。他在国外学习的四年期间都是由我祖父供养。几年以后，父亲给钱让我在高中的假期里和同学一起去日本的很多地方旅游。朝鲜从1904年起被日本占领，1910年又被日本吞并，我们家在朝鲜有一个亲戚，我到过那里，以后又到过更远的满洲。1939年或是1940年，我甚至还乘坐过全空调的流线型火车，它的名字叫“亚洲号”。本来下一步打算去美国，但是由于战争，这次旅行被推迟了十几年。 我们家是一个少有的现代化家庭。母亲非常喜爱西方的古典音乐，家里有一个维克多牌的留声机，她买了不少的唱片。祖父经常带她去参加音乐会，我相信也正是她的原因而引起了我对电子与音响复制技术的兴趣。我们经常在一起听欧洲音乐大师的唱片，留声机的大喇叭中发出刺耳的声音。当时可利用的机械式录音设备很难再现交响乐中的全部声音，所以最好的唱片是声乐与器乐独奏。我记得母亲最喜欢恩立柯．卡鲁苏和小提琴家爱弗雷．津巴利斯特。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著名的艺术家访问名古屋，我们都要去听他们的表演。我记得我们听过的表演中有俄国的低音歌唱家费奥多．查利亚平和当时还很年青的德国钢琴家威尔赫．肯福。当时本地的一个唱片商从国外进口古典作品的唱片。每个月新唱片到货时，他都要送一套给母亲试听。我记得那时我还是个小孩，总是起劲地去摇留声机的手柄。当我读初中时，一种新的电留声机从美国进入日本，我们家当然要买一台。 父亲认为如果喜爱音乐就应该享受良好的音质。另一方面，他后来还告诉我们，他担心听维克多牌留声机那种细弱无力的声音会影响耳朵和音乐鉴赏能力。从艺术或技术的角度来说，父亲不懂或者说不会欣赏音乐，但是他想让他的家人有机会尽可能地听到最真实的表演。他觉得一个人只有通过听最真实的表演才能学会欣赏好的音乐和好的音质。所以当首批新的留声机进入日本时，他花了一大笔钱买下了第一台，至少在当地是第一台。我记得那台留声机也是维克多牌，价值六百日元，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目。那时候在日本买一辆小汽车也只要一千五百日元。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台新的电留声机中发出的美妙声音，当然是指与老的留声机相比。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我听得目瞪口呆。买了新留声机后收到的第一张唱片是拉威尔的“波雷罗”。我很喜欢“波雷罗”这个曲子，因为它让人听出一种感伤的情怀，再加上新机器逼真的音质，真是令人惊叹不已。我把那些唱片听了一遍又一遍，莫扎特、巴赫、贝多芬、布拉姆斯，心中充满了激情，同时也感到奇怪，像真空管那样的电气装置居然可以从我们原来很熟悉的、刺耳的唱片中发出如此美妙的声音。 我被这个新的发现所困惑，满脑子的疑问。我有个亲戚是工程师，当我知道他自己装了一台留声机时，就很想去看看。于是我到他家去，他把那台留声机给我看了。其实那是一堆零件，用电线连接起来，摊在房里的草垫上。看到这样的东西并不是只有大工厂才能制造，一个业余爱好者也可以搞出来，我觉得真是了不起。事实上，自己装收音机成了很普及的业余爱好，有些报纸和杂志开辟专栏，登出图纸、零件表和说明，告诉读者如何装收音机。我也必须这样做。 我开始买有关电子学方面的书，并且订了日本和外国的包含全部有关音响复制和收音机最新消息的杂志。不久我就在电子学上花去了大量的时间，以至影响到我的学业。我把课外的几乎全部时间都花到这个新的爱好上，照着一本叫作《无线电与试验》的日本杂志中提供的图纸做一些电子装置。我的梦想是做一台电留声机，录上我自己的声音。随着试验范围的扩大，我对这门新兴技术学到的东西越来越多。我真正感兴趣的这些东西在当时的学校里是不教的，我必须自学。通过努力，我自己动手，总算是做出了一台很粗糙的留声机和一台收音机。我甚至还把我的声音录了下来，再从自制的留声机中重放出来。 我对摆弄电子装置十分着迷，搞得学习成绩几乎不及格。母亲经常被叫到学校去参加会议，讨论我在学校的糟糕表现。校长为了我对传统课程不感兴趣的事又关心又恼火。我记得班上总是根据分数来分配座位。全班有两百五十名同学，分成五个组，每个组五十人。每个组拔尖的同学就当组长，坐在教室最后面，然后按照成绩降序往前排。虽然每年班上的座位都会有所变化，但我总是坐在前排，就在老师的鼻子底下，与差生们在一起。 我并不想在此书中妄自菲薄，我可以说我的力学、物理和化学成绩都不错。但是我的地理、历史和国语总是在平均水平以下。由于这种不均衡的成绩，校长经常把我叫到办公室去谈话。到了非常糟糕的地步时，父母亲就会训斥我，并责令我甩掉那些电子玩具。我会暂时服从，但是一旦成绩有所好转，就又旧“病”复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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