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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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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仍然欠那位老板娘茶钱，我当时冲了出去，立刻用电话确定了泛美航空公司当天回纽约的最后一个航班。我几乎连回下榻旅馆的时间都没有，就叫了辆计程车直奔伦敦机场。在彻夜不眠的飞行里，我的内心看到在华盛顿特区国会图书馆内的那本书，我必须再把它弄到手。那本书有棕色的封面，上面印着暗棕色的字体——“安纳波利斯港的船舶”，由华格罕·布朗所著。 东方航空公司的机场班车把我从纽约载至华盛顿后，我叫了部计程车到国会图书馆去借那本书。在从图书馆员手中急忙地接获后，我像机关枪扫射一般猛翻着书页……找到了，一切证实了！里弓尼领主号于一七六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在安纳波利斯港报关。 我立刻租了一辆车飞奔到安纳波利斯港去，到马里兰档案资料厅内要求档案处理人员菲比·约瑟森女士可否给我一七六七年十月第一个星期左右当地所出版的报纸。她很快地取出一卷马里兰官报的缩微胶片给我。透过投影机，在几乎看完一半十月一日的报纸后，我看到一则广告：“最新引进口，在戴维斯船长从非洲冈比亚河驶来的里弓尼领主号上装运着一批‘特选的健壮黑奴’将于十月七日星期三在安纳波利斯港以现金交易拍卖，该船将以一吨六先令的运费载运烟草至伦敦。”此篇广告是由约翰·里德奥与丹尼尔两人所刊登。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我觉得自己的当务之急是无论如何得站到安纳波利斯港的码头上——我真的去了。那天正好是里弓尼领主号靠岸后两百年整。我向辽阔的大海望过去，望着这片当时把我曾曾曾曾祖父带来的海水。再一次地，我发现自己在哭泣。 一七六六年至一七六七年之间冈比亚河域上詹姆斯奴隶转运站的文献记载着里弓尼领主号载运了一百四十名奴隶。可是究竟有多少人在漫长的航行中存活下来呢？于是我为此任务再一次前往马里兰档案资料厅去查询。我发现资料登记着一艘抵达安纳波利斯港的货柜船，货单上以旧式的文字写着：“三千二百六十五枚象牙；三千七百磅蜂蜡，八百磅生棉，三十二盎司冈比亚金矿沙和九十八名‘黑奴’。”船在一路上损失了四十二名非洲人，大约是三分之———这是当时运奴船的正常损失率。 由这一次，我终于了解外婆、伊莉莎白姨婆、普拉丝姨婆和乔姿亚表姨婆都以她们自己的方式扮演了“史官”的角色，我的记事簿上记载着长达几世纪的事：我们的非洲祖先卖给了“约翰·华勒主人”，他替他取了个新名字叫“托比”。当他第四次逃亡，在被逼得走投无路时，用一块石头伤了两名职业捕奴者中的一位，因此被砍掉一只脚板。“约翰主人的哥哥，威廉·华勒医生”救了这名奴隶的生命。他相当愤怒自己的弟弟那般惨无人道的行径，于是向他买了这名黑奴。我斗胆地希望这些真实的文件记录能够存在。 因此，我去了弗吉尼亚的里士满，熟读里弓尼领主号一七六七年九月靠岸以后弗吉尼亚斯波特瑟尔维尼亚郡所签署的一切法律文件。我翻到一份日期为一七六八年九月五日的冗长契约，里面记载着：“约翰·华勒与其妻将下列之土地及物品所有权转移给威廉·华勒二百四十英亩之农田……以及一名叫托比的黑奴。” 我的天啊！ 自从十二年前在大英博物馆见到罗塞塔石碑后，我想自己起码已旅行了五十万英里。在不断地搜寻、查考、筛选、核对再核对后，不仅找出越来越多的人证实了前人口述传下来的历史，更是把大洋两岸的关系牵连起来。最后，为了全心全力着手写这本书，我忍痛割舍更多资料和证据的探究。描述康达·金特重年和青少年时期的过程花了我相当长的时间，而且我绞尽脑汁地想写好他被掳的经过。因此当我开始写此部分时，为了揣摩那些冈比亚人坐在奴隶船上横渡大洋的心路历程，我特地飞到非洲，再从非洲港口搭一班货轮横渡回美国。上了船后，我向船长解释我希望在此船上得到某些体验，好助我写我祖先当时横渡大洋时的心境。于是每天傍晚，我爬下层层的铁梯到那又深、又暗、又冷的船底舱去。我脱去所有的衣物，仅因内衣，然后躺在冷硬的舱板上，强迫自己待完那趟航行的十个晚上。我这么做是想捕捉康达当时所看、所听、所感、所嗅和所尝的一切经历——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当时内心想着什么？和康达、他那些同样被俘的同伴，以及成千上万名被惶恐地套上枷锁上了链并苟延残喘地在那污秽脏乱的牢笼内度过八九十天的残酷折磨相比，我的这趟航行简直是奢侈豪华得可笑。但无论如何，我最后还是完成了横渡大海的经历。 最后，我终于把家族的七代历史编撰在这本书里。在写此书的那几年当中，我曾在许多听众面前提到《根》这本书的故事；很自然地有人会问：“《根》这本书的真实性有多少？杜撰的有多少？”我可以说《根》里所谈到的祖谱都是我家族世代小心翼翼地口述传下来的，而且我也从史料中证实到许多。因此《根》内的灵与肉是我多年来在三大洲上走遍五十多个图书馆及档案资料室，不断地精密查询研究后所凝聚而成的。 由于故事发生时我并不在现场，所以大多数突发事件的对话和情节都是我在比对资料时灵感所及，再加上必要性的戏剧化所构成的。 我想现在不仅外婆、乔姿亚和其他老妇女们“都在天上看顾着”，还有所有的其他人：康达和蓓尔、济茜鸡仔乔治和玛蒂达、汤姆和爱琳。外公威尔·帕默、贝莎、继母——以及最近才刚加人他们行列的父亲…… 父亲去世时是八十三岁。当他的孩子们——我、乔治、尤里乌斯和萝依丝——在讨论丧礼事宜时，有人表示父亲这辈子算是过得相当完美而且丰富。此外，他走时相当快，没有什么挣扎或痛苦。以我们知他之深，每个人都同意父亲一定不愿看着我们成天以泪洗面；因此我们也尽量节哀。 我发现自己竟如此沉湎于过去的回忆里。因此，当殡仪馆的人提到“死者”二字时，我才讶异地察觉到那是指我父亲，一个一辈子从不平凡乏味的父亲。在我们为他于华盛顿特区举行第一次追悼会时，教堂里挤满了亲朋好友。乔治告诉主持礼拜的博伊德牧师说，俟礼拜程序到了某个适当的时刻时，我们这些子女想和亲友共同追忆父亲的往事。 因此在传统的礼拜仪式完毕后，大家唱了一首父亲生前最喜爱的歌。然后乔治起身站到开着的棺木旁，说着父亲对我们那些记忆犹新的教诲。他说我们家中至少总会住上一位父亲极力苦劝那乡下农夫让他们子弟来上大学的学生，并以“吃住与我们一起且全部免费”的许诺才取得了他们的首肯。结果，乔治估计光南方大约就有十八位郡农产品代理商、中学校长与老师们自称他们是“哈雷教授的孩子”。 乔治谈到早期的回忆说当我们住在阿拉巴马州时，有天早餐父亲说：“你们这些男孩子动作快一点，我要带你们见一位伟大的人物。”于是他开了好几个钟头的车载我们到阿拉巴马州塔斯基吉的一间神秘实验室去拜访一位黑人天才科学家乔治·华盛顿·卡弗博士。博士告诉我们要努力用功，并给我们每人一朵小花。弟弟乔治说父亲晚年时常因整个大家族不能如他所愿地每年团聚一次而苦恼心痛，于是他请求在场的所有亲友和我们一起默祷感受我们正为他，也与他一同举行一次团聚。 当乔治坐下时，我站起来走到棺木旁看着父亲。我对每个人说，身为长子的我可以追溯现在躺在这里的这位绅士以往的生平事迹。例如，我童年对“爱”的第一个深刻印象是父亲和母亲在钢琴旁彼此互视着。当时母亲正在教堂里弹着前奏，父亲则站在她身旁准备引吭高歌。另一则早期的追忆是无论日子过得如何紧缩，我总是可以从父亲那里拿得五分一角的，而我要做的只是缠着他讲述以前作战的经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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