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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2)
查尔斯加快了脚步，避开了那歌声和歌词的嘲弄。不过那声音使他想起了伦敦空气中的另一成分——罪恶的气息。当然，他没有亲眼看见这种罪恶，但它象煤烟一样，可以教人闻到它的气味。他不时地看到几个妓女。她们眼巴巴地看着他走过去，而不去纠缠他（查尔斯的举止完全是绅士派头，她们不敢近前，因为她们只能寻找低档猎物）。罪恶并不完全体现在这些可怜的女人身上，而是大城市给人的诡秘感。在这里，一切都可以隐而不见，秘而不闻。 　　莱姆是个小镇子，外来人总是处在众目睽睽之下。而在伦敦这个大城市里，彼此却视而不见。没有人转身看他一眼。他几乎象个隐身人，象个不存在的人。这倒给他一种自由感，然而这却是一种可怕的感觉，因为他实际上已失去了自由——总之，他象失去温斯亚特庄园一样地失去了自由。他生活中的一切都失去了。一切都在提醒他，他失去了自由。 　　一男一女从他身边匆匆走过。他们讲的是法语，肯定是法国人。查尔斯听后，心想自己此时要是在国外该多好。从那里再去其他国家……再次出国旅游！要是我能摆脱这一切该多好，要是我能摆脱这一切该多好……他反反复复地说着这句话，说了不下十余遍，随后又苦笑着摇摇头，责备自己这么不实际，这么浪漫，这么不负责任。 　　他从一个马厩旁走过。那样的马厩在当时已经算不上是很象样的了，然而它还是在发挥着原来的作用，照旧用来养马。马的鬃毛被梳理得干干净净。马车停在马厩外面，套上车的辕马啪嗒啪嗒地用蹄子刨着地面。马车夫一面刷洗马车，一边大声地吹着口哨。一切都是在为晚间的社交活动做准备。一个念头蓦地涌上查尔斯的心头：下层社会的人比上层社会的人过得快活。他们并不象激进派所宣扬的那样，在愚蠢的富人下面痛苦地呻吟着。他们更象是幸福的寄生虫。他记得几个月前在温斯亚特的花园里偶然看见一只刺猬。他用手杖戳它，使它蜷缩起身子。他看见在它竖起的皮刺间，有许多跳跳蹦蹦的跳蚤。在生物学方面；他有丰富的知识，因此对世上这类物种间的相互关系不仅不感到憎恶，反而饶有兴趣。现在他神情如此忧郁，足可以认清刺猬是什么样的动物了：它唯一的自卫手段是装死躺下并竖起皮刺；他自己就是这样一种动物，一种竖起贵族皮刺的动物。 　　过了一会儿，他来到一家小五金商店门前，站在店外从窗口望着柜台，望着头戴礼帽、腰系围裙的老板。那老板正在数一些蜡烛给一个十岁光景的小女孩；那女孩望着他，红红的指头夹着一个便士，向他高高举起。 　　买卖。商业。他涨红了脸，想起了弗里曼先生对他的提议。这当儿他已明白过来，那种提议是对他所属阶级的侮辱与蔑视。弗里曼应当懂得，他查尔斯是永远不会去经商的，永远不会去当老板。那种建议一提出来时，他本应当断然拒绝的。但是，他的一切财富都要来自弗里曼，在这种情况下，他又怎能拒绝呢？查尔斯心中不满的原因正在于此：他感到自己是一个被收买的丈夫，是他岳父的傀儡。不过，在他那个阶级中，婚姻在传统上都是如此。这种传统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发展起来的：在那个时代。上流社会的婚姻是一种公认的买卖合同，丈夫和妻子都得遵守合同的条款，即用金钱来购买地位。可是如今婚姻却被说成是贞洁，是神圣的结合，是基督教用以创造爱情的方式，而不是纯粹的互相利用。即便是查尔斯愤世嫉俗地接受这种传统，但他也知道，欧内斯蒂都决不会允许让爱情在他们的婚姻中成为次要原则。她永久的标准就是要查尔斯爱她，而且只爱她一人。然后，在他们的婚姻中，才能讲到其他必须的事情：他对欧内斯蒂娜的金钱应感恩戴德…… 　　查尔斯象是被支配命运的魔术所驱使着似地来到一个角落。在一条黑乎乎的街道的尽头有一排灯光通明的高大房屋。他原以为此时应当走近皮克迪里街了，谁知这黑暗街道头上那片光灿灿的房子却在北侧。他明白过来，自己迷失了方向，无意间来到了牛津街……看来是命运的安排。就在这条街上，他望见了弗里曼先生的巨大商店。象是被磁石吸引着一般，他身不由己地穿过小巷，来到牛津街，看到了整个盖着黄瓦的巨大建筑物。大商店的窗户不久前刚换上了厚玻璃，里面摆着成批的棉花、花边、衣服、布匹，等等。每件商品上都贴着雪白的价格标签。商店仍在营业，顾客进进出出，川流不息。查尔斯很想进去看看，可是怎么也迈不开脚步。他觉得宁愿作个乞丐，蹲在店门口，也比走进去要好受得多。 　　这倒不是因为那所商店在他心目中不再是作弄人的玩笑，不再是远在天边的金矿，不再是海市蜃楼。此时，它威风凛凛地矗立在那儿，象一架巨大的发动机，一头庞大的野兽，正在张着血盆大口，企图吞噬走近它身边的一切。对于许多男子来说，即使能在这里站一会，了解一下这幢大楼的情况，了解一下它里面的金银财宝和它的威力——这都是查尔斯垂手可得的东西——也会感到极大的幸福。然而，查尔斯自己却呆立在街对面的人行道上，对这一切视而不见，象是希望自己能够将它永远忘却似的。 　　毫无疑义，查尔斯对弗里曼先生的建议采取拒绝的态度，这其中有他不光彩的一面——一种势利态度，一种按他高贵祖先的信条行事的思想。同时，他的拒绝不能说与他的懒惰不无关系。他害怕工作，害怕每日如是的单调工作，害怕埋头处理琐碎事务。另外，他也有些胆小，对其他人，特别是下层社会的人，他感到畏惧，这一点大家可能早已注意到了。他影影绰绰地看到他们涌到橱窗前，看到他们从门口进进出出，络绎不绝，他厌恶跟这些人打交道。这种事是万万做不得的。 　　然而，他对那个建议的拒绝也有着高尚的理由。他认为，对金钱的追求并非是生活的主要目的。他自然永远不会成为达尔文或狄更斯，不会成为伟大的科学家或文学家。最糟糕的是他只能成为半瓶子醋的业余爱好者，成为一个懒汉，一个只让别人工作而自己却毫无成就的平庸之辈。可是他对自己的碌碌无为有某种奇怪的自尊，觉得自己甘愿碌碌无为（除象刺猬的那种皮刺之外一无所有），这倒是贵族所保持的最后一点体面，也几乎是他最后的一点自由。他心里非常明白：一旦他走进那个店里，一切就都完了。 　　大家可能认为查尔斯所处的是一种历史性的困境。我不想为贵族作什么辩护。在很久以前那个四月的夜晚，查尔斯就悲观地想象过贵族是一个正在灭亡的“物种”，到一九六九年我在写这部小说时，这一点比那时更显而易见了。死亡并不是事物的某一方面，而是事物的本质。死亡的仅是物质的存在形式，物质本身是永存的。在贯穿于我们叫作生存的这一系列灭亡形式之中，在某种劫后余生的东西。对维多利亚时代贵族绅士最好的品性，我们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骑士身上，也可以从现代我们叫作科学家的身上看到。正是从这一点上看，历史的长河总是不停息地奔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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