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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异乡人



  旅美十三年。

  身虽是“纽约客”,心却是“异乡人”。

  这里写的是异乡人、异乡事、异乡梦、异乡情

  洋学生送老师一个从中国城买来的年礼,打开来,是包生力面。

  独自穿过密雪,灰蒙蒙地,想起齐瓦哥医生电影在西伯利亚的景象,这纽约有时竟真像是西伯利亚的凄寒。

     年夜饭

  “天增岁月人增寿  春满乾坤福满门”

  在黑板上写下这幅中国最常见的春联,逐字做了翻译,再解释了词性相对的道理,和中国人悬挂的方法。又在纸上写了个“福”字,倒过来拿着,讲解“福到了”的妙趣,直觉得台下的洋孩子们似懂非懂的样子,摇摇头,看时间不早了,便宣布下课。又突然把学生们喊住,道了一声Happy-New-Year,学生们大声肆虐地应着,还有个高大的洋孩子送过来一包东西,说是给老师的年礼,在中国城买的,原来是包速食面,便也笑嘻嘻地接下,丢进手提箱,又收拾起先前使用的幻灯机,左手一包一箱,右手一架沉沉的机器,斜着身子,用肩膀顶开大楼侧门,外面正下着霏霏的细雪。

  挂了个电话给入学部,老婆匆匆地应话,说今儿个约谈的学生太多了,只怕要拖得很晚,只好自己先回去。穿过停车场,雪是愈密了,天色也便更阴沉了下来,灰濛濛地,想起齐瓦哥医生电影在西伯利亚的景象,这纽约有时竟真像西伯利亚的凄寒。

  冲进家门,母亲正坐在厨房,没有开灯,黑幢幢的一个影子:”发愁呢!晚上吃什么好?大过年地!”

  “随便嘛!跟平常一样,天天不都是过年吗?”

  “我弄了个五花扣肉,就想不出别的了,昨天剩的莱,冰箱都装不下!”

  “那等会儿就端上桌吧,薇薇只怕要晚下班,咱们先吃!”

  “唉!”老人家叹了口长气:“哪儿像过年哪!一点儿年的味道都没有,连鞭炮都没听见一声。”说着迳自向里屋去了。

  心里觉得对老人家过意不去,跟了进去,母亲正坐在临窗的椅子上看后院的雪景呢!

  成百的寒鸦,正迎着雪在枝头聒噪,每只都不断地抖动着身体,震落身上的雪花,这是老人家最爱看的景致之一,她几乎算得出那些鸟会什么时候突然消失在树林的深处。

  窗台上摆着一排柿子,母亲一个个摸了摸,又为它们掉了掉方向:“天这么冷,这柿子摘得生,听怕熟不了几个。”跟着又是那个老故事了:“想当年在北京老家,后院里放只水碗,浸上个大盖柿,等冰冻上了,拿进屋,撕开了一个口,用力吸,柿子全成了果冻,真甜哪!哪儿是这美国柿子比得上的……”

  突然电话响,儿子从学校打来的,开口就是洋腔,听了有气,吼了回去:“你讲英文,老子听不懂!怎么?是不是为了旁边有洋同学在,说中国话丢你脸,那就不要说,老子不懂洋文!”儿子赶紧改了国语,说什么班联会要开会,不能回家吃晚饭。

  “好好好!不回来算了!”挂上电话,回头看见老人家站在后面发呆,也不知说什么好,又不到吃晚饭的时候,便默默地下了楼,摊开稿纸,打算爬爬格子。

  却听得上面厨房传来剁菜的声音,把写作的兴致也打消了,想要上去抗议,又按捺了下来,老人家不是说了吗:

  “大除夕,全家不能一块儿吃年夜饭,总得吃几只元宝(饺子)吧!”

  赵小兰家门前,长达一百二十尺车道的柏油路面,竟是几个姐妹,在父亲的指挥下自己铺成的。

  宴客时,孩子们当女侍;买东西拿收据回家报帐;念大学向政府贷款,署假打工还钱。连布什总统都说:“应该向朱木兰女士学学怎么管孩子!”

     他们这一家

  ——赵小兰所受的家庭教育

  在我念研究所的最后一年,日文课班上突然出现了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太太。当她正襟危坐,挤在一群二、三十岁年轻人之间,跟着教授朗读的时候,实在很有意思。起初我以为她只是排遣时间的旁听生,后来看她也紧张兮兮地应付考试,才确定是正式的研究生。她从不缺席,笔记又写得好,所以溜课的人都找她帮忙,我们称她为赵太太,直到毕业,才知道她就是赵小三的母亲——朱木兰女士。

  我今天提到赵小兰,并不想强调她是华裔在美国政府职位最高的人,也不想讨论她的白宫学者、花旗银行或哈佛大学的经历,而是希望读者能了解一下赵小兰的家庭生活。因为我相信,没有那样好的家庭教育,很难有赵小兰今天的成就。最起码赵小兰今天立身华府高阶层,那种不亢不卑,带有适度矜持与华裔尊荣的气质,必然来自她那特殊的家庭教育。

  我用“特殊”是绝不为过的,因为在美国的中国家庭,能有她家那样完整而严格训练的已经太少了,即使在中国,相信也不多。

  看过“真善美”那部电影的人,大概会记得当茱丽安德鲁丝初去当家教的时候,父亲一吹哨子,孩子就由大到小,列队出现的画面。

  这种情景,几乎也能在赵小兰的家里看到。

  赵小兰的父亲赵易成博士很好客,每有客人来,六个女儿只要在家,一定会出来招呼。她们以非常恭敬的态度为客人奉茶,脸上总是带着真诚的笑容。尤其令人难以相信的是,以前当赵家宴客,几个女儿不但不上桌,而且守在客人身后,为大家上菜、斟酒!

  当我不解地问朱木兰女士时,她说:“不错!我们是教她们做Waitress,但那何尝不是一种训练?我的先生常对女儿说,人生做事好像开车,不是只能直走的,有时候必须左转右转。不要把伺候客人当做辛苦的事,当你们读书读累了,招呼招呼客人,不是一种休息吗?何况在这当中,可以学到许多待人处世的道理!”

  也就因此,他们家虽有管家,孩子仍然要自己洗衣服、打扫房间,大人的道理很简单: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管家是请来帮助父母的,不是帮助孩子,年轻人理当管自己的事,不能太早就受人伺候,否则很难学会独立!”

  不仅料理自己的内务,每天上闹钟起床,小时候赶校车上学,回家由姊姊带头,自动自发地念书,而且她们家的六个女儿,还分担家里的琐事。

  每天早晨,她们要出去检查游泳池的设备、捞掉水上的脏东西。到了周末,则要整理占地两英亩的院子,把杂草和薄公英拔掉。赵小兰最小的妹妹,现年十六岁的赵安吉,已经负责处理家里的帐单、将那诞卡的邮寄名单输入电脑,并接听晚上的电话。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赵小兰家门前长达一百二十英尺车道的柏油路面,竟然是几个姐妹在父亲的指挥之下自己铺成的。赵小兰曾在“我的事业与人生”文章里说:“那时我们不见得喜欢,如今想来,大家一起工作、一起交谈,很能领会父亲良苦的用心了。”

  “家园!家园!这个园地是一家人的,每个人都有责任!”朱木兰女士说。正由于她们对家庭贡献出自己的心力,所以尤其会爱家,觉得自己是家的一份子,家是属于自己的。特别是在一家人共同的工作中,更能体会荣辱与共、同心协力,而产生共同意识。

  赵锡成博士夫妇的身教是极成功的,他们家在晚餐后极少开电视,做父母的也以身作则,不在电视前花太多的时间,母亲跟着孩子一起读书,父亲则处理未完的公务。从事航运工作的赵锡成博士,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深夜,他这种对事业专注的态度,相信对赵小兰有很大的影响。

  当然,不论多么忙,与子女的沟通还是不能忽略的。每个星期天,他们一定全家去做礼拜,午餐后的点心时间,则举行每周一次的家庭会议,大伙高谈阔论,每个孩子说出自己新的想法、收获,提出计划,并征询父母的意见。所以当外人惊讶于赵家姐妹的纪律与服从时,要知道那是经由亲子之间充分沟通,所获得的共识。当她们为家里做事时,不是想到父母命令自己做,而是心里有着使命感。家是一个“共荣圈”,当每个成员都这么有向心力时,当然会兴旺。

  我们确实看到朱木兰女士,一九六二年带着赵小兰和两个更小的女儿,坐船来美国,从孩子们半句英文不通,必须由父亲熬夜逐字教导,艰苦奋斗到今天,已经有四个分别从哈佛、哥伦比亚、维州大学等名校的研究所毕业。连朱木兰女士,都以两年全勤的纪录,修得硕士学位,当然,赵锡成博士更成为美国航运财经界的名人。

  但是赵家尽管富裕,孩子却多半进公立高中,在外面的花费,不论大小,都要拿收据回家报帐。赵小兰念大学的学费,还向政府贷款,靠暑假打工还钱。这不表示赵锡成夫妇小器,而是因为要求子女独立、负责,把钱花在当用的地方。

  他们常对孩子说:

  “我们虽然俭省,但是你们如果要学东西,绝对不省!只是既然说要学,就有责任学好!”

  所以赵小兰和她的五个妹妹,不但功课好,而且各有才艺。赵小兰能打高尔夫球、骑马、溜冰,更弹得一手好琴。以前家住纽约长岛时,还经常出去演奏。

  此外,他们每年在暑假和耶诞节,分别安排一次全家的远游,从选择地点、订旅馆房间,乃至吃饭的餐馆,完全由孩子负责。所以,这旅行一方面是全家同乐,一方面也成为孩子们组织、分工的训练。

  由以上所举的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知道,赵小兰姐妹的成功,与她们所受的家庭教育有密切的关系,无怪布希总统在白宫接见赵锡成博士一家时,都特别强调这一点,还对太太芭芭拉说,应该向朱木兰女士学学怎么管孩子!

  怎么管?答案应该是——

  将中国传统的孝悌忠信与西方社会的组织管理方法结合,既培养个人的独立性,更要求每个人对家庭的参与,透过沟通后产生的共同意识,达成期望的目标。

  父亲节就快到了!据我所知,在今年六月十六日美国父亲节时,赵小兰特别暂时放下交通部副部长的繁忙工作,由华府赶回纽约的家中,为赵锡成博士过节,请问,在国内有几个身在外地,位居要津的子女,能在父亲节时赶回家,井诚挚地送上一份礼物与祝福?

  节,在国内,代表的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在海外游子的心理,代表的却是“怀念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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