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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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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朱子大全》 朱熹(一一三○~一二○○),字元晦,人称朱子或朱文公,安徽婺源人。 朱熹是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他一方面在理学理论上建立大功夫,一方面在经典整理上施展细功夫,这样巨细不遗的全盘功夫,使他创造了“道统”的布局,而成为继往开来型的大人物。 糟糕的是,他这些经典整理上的细功夫,实际上,并不是科学的、客观的研究,而是玄学的、主观的武断。他的许多著作,目的只是用来武断的以供创造“道统”之需。例如他不加辨别,就硬说《大学》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说《中庸》是子思所作,等等等等,全是没有证据的胡说。但这种胡说,居然以《四书》的形式,挟“道统”以俱下,大大的影响了后代的中国人。对于、孟而言、对后代中国人而言,都给弄错了导向。严格说来,这真是一种罪过;难怪清朝大儒颜元要高呼“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盂”了! 朱熹又反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把“道统”延伸到史学方面,又强调正统说。他写了《资治通鉴纲目》六十卷来支援这种说法。总之,此公的头脑,实在有大多的歧途,但他又给后代中国人的头脑输入太多的错路,这真是不幸。 ◇僧祐:《弘明集》 僧祐(四四四~五一八),本姓俞,原是江苏彭城人,后世居建业(江苏江宁),他从小就喜欢到庙上去,不肯回家,后来终于做了和尚。他跟“一时名匠”法颖做徒弟,研究佛学,“竭思钻求,无懈昏晓”,成了名和尚。他收“白黑门徒一万一千余人”,其中包括王公大人公主贵嫔,风光无比。 在南北朝时候,佛教和反佛教之争,变成了热门,佛教遭到儒教和道教的夹击。僧祐站在佛门弟子的立场,编了一部《弘明集》来卫道、来“为法御侮”。在他编这部书的时候,为了对照,也收了反面的论文,于是这种反面的思想,也跟着借光,保存到今天。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范缜的《神灭论)。 范缜(四五○一五一五?)字子真,他不信鬼神,写《神灭论》,勇于反对佛教迷信。梁武帝萧衍以帝王之尊,亲自写文章骂他,并发动朝野七十多人写文章围剿他,但是范缜不买账,他的论敌也承认“无以折其锋锐”。在这场大辩论中,可以看到许多中国人的思想水平和思想方法,所以这部论集,自然有它历史的地位。 ◇慧能:《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慧能六三八~七一三),本姓卢,广东新兴人。他本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樵夫,因为听人念《金刚经》,有所领悟,就去找禅宗第五祖弘忍,弘忍先叫他打杂八个月,然后发现他有慧根,就把衣钵传给他。就这样的,他以二十出头的少年,就当了掸宗第六代的祖师爷。 慧能是反对繁琐佛经的,他说“世人终日口念般若,不识自性般若,犹如说食不饱。”又说:“佛言随其新净即佛土净,东方人但心净即无罪,西方人心不净亦有罪(人夫夫心,不会打)。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 他甚至认为习禅打坐、出家修行,都没必要,他说:“道须通流,何以却滞,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缚法,名为自缚。若言坐不动,是只如舍利伸宴坐林中,却被维摩诘诃。”“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这些言论,在佛教中,都是革命性的言论。这些言论的基础都在反对形式,重视精神上的明心见性、精神上的开启与顿悟。 佛经本来就是大量抽象名词的排列组合,本来就缺乏明确的含义。慧能以后的禅宗,在冲破这种汗牛充栋上,很革命,但冲到后来,仍是用抽象代抽象,只是简化一点而已。所以,不论是口头禅或野狐禅,其禅则一也。 ◇佚名:《太平经》 道教是纯粹中国的宗教,它托身在老子,把老子“太上老君”起来,但老子的思想,实在和它扯不上,真正跟它扯上的,是阴阳家和迷信家。这些大家们,从为秦皇汉武求仙长生起,就没老实过。到了后汉,张陵(道陵)先在江西龙虎山隐居,后在四川鸡鸣山修练,自称得“太上老君”秘传,行符水禁咒之法,得长生不老之术,著道书二十篇,是为道教定形之始。 张陵的孙子是张鲁,“造作道书,以惑百姓。”张鲁以外,张修、张角也都是道教的元勋及人物。他们传教的道书:才能详知,但是一部叫《太平经》的,终于慢慢定形了。 这部《太平经》,来源说是于吉得到的神书,原来只有两卷,后来你也加我也加,变成了一部一百七十卷的大书,成为道教最早的经典。虽然这部经典,并不为后来道教信徒所重视,但它的历史意义,极有价值。从这部黄巾之乱的圣经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民间的许多思路,看到中国土生土长的民众怎样追寻、怎样迷信、怎样提出他们的呼声和要求。所以读读《太平经》,我们倒真可得“道”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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