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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戴震：《戴氏遗书》 　　戴震（一七二四～一七七七），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是清朝乾隆时候举人，做过四库馆的纂修，赐同进士出身。 　　戴震是清朝的大学者，在思想方面的主要著作是《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绪言》（《绪言》和《孟子字义疏证》有很多重复，该是后者的初稿）。其他在声韵方面、历算方面、地理方面、经学方面，他都有渊博的论述，给中国的考证学，树立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后来的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都是这一学风的传人。 　　戴震主张纯粹用客观的方法研究古书，由声音文学以求训佑、由训诂以求义理，从实事求是、从细心做学问求真，他说：“知十而皆非真，不若知一之为真知也。”他认为宋儒的学问是不行的，他们只会“空言说理”、“轻凭臆解”、“讥训估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揖，欲登高而无阶梯也。” 　　要渡江有船、登高有梯，没有捷径，还得从实学硬功夫做起。 　　戴震在思想方面，反对不近人情的理学，认为儒者“以理杀人”和酷吏“以法杀人”并无二致。这种思想，是前无古人的新思想，最值得我们敬佩。 　　◇焦循：《焦氏丛书》 　　焦循（一七六三～一八二○），字里堂，江苏甘泉人。是清朝乾隆时候举人，后来闭户家居，研究经学、数学、天文学，很有成绩。他在雕苑楼里著书，足不进城者十多年，他的专心，由此可见。 　　焦循的思想中，有一些开明的成分。例如他对性的问题，认为大家都“每以精深言之”，结果说过头了。其实“性无他，食色而已。饮食男女，人与物同之”。又如他对订婚，反对有强制性，因为一般习惯都从幼年订婚，一方有了死亡疾病，他方就要守节或起纠纷，这是不妥的，也是不合古礼的（当然，焦循像一般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也有矛盾的一面，他一方面写《贞女辨下》来“为议贞女者危之”，一方面写《李贞女诗》来歌颂守望门寡的女性）。又如他对异端的态度，主张包容，反对“执己之一端，不能容人”。他说：“人异于己，亦必己异于人，互有是非，则相观而各归于善，是以我之善观彼以摩彼之不善，亦以彼之善观我以摩我之不善也。故任昉撰《王俭集序》云：‘攻乎异端，归之正义。’义者，宜也。归之于宜，何异之有！”这都是很开明的态度。 　　◇严复：《侯官严氏丛刻》 　　严复（一八五三～一九二一），字又陵，也字几道，福建福州人。他少年时候，学的是中国老东西。十四岁考入福建马江学堂学海军，二十二岁在英国留学四年，二十六岁做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四十一岁中日甲午战败，他感于中国之弱，根本在思想学术上就不行，于是发愤译介西方思潮，并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文章，为西化与维新打下理论基础。 　　一八九六年，严复译赫脊黎《天演论》，影响晚情思潮极大，又译亚当·斯密的《原富》（一八九八～一九○○）；约翰·穆勒的《自繇论），后改名《群己权界论》（一八九九）；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一八九八～一九○二）；《穆勒名学》（一九○○～一九二○）；孟德斯鸠的《法意》（一九○○－一九○五）；甄克斯的《社会通诠）（一九○二）；耶芳斯的《名学浅说）（一九○八）等。他的翻译，事实上是把原作改写或借题发挥，掺入己见，别具一格。 　　严复后来任编辑局总纂。辛亥革命后，任北京大学校长。袁世凯称帝，强挽他支持，成了“筹安六君子”，他没有勇于否认，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 　　严复是中国近代化变局中的先知，但是时代走得比他快，结果他落后了，反倒成为保守派，这真是个人与时代的一幅谚 　　◇康有为：《万木草堂丛书》 　　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字更生，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是二十世纪中国第一思想家。他年轻时受廖平影响，努力研究《公羊传》，以何休注为基础，专求微言大义，进而有所发明，自成一家。 　　康有为最重要的著作有三：第一、《新学伪经考》（一八九一），认为刘歆要帮助王莽篡汉，用孔子语气伪造了经书，湮灭了孔子的微言大义。这书使人知道旧的学说全不可信。第二、《孔子改制考》（一八九六），认为经书是孔子假古人的言论而按自己的想法写成的，理想化了古代政治之后，再托古改制。这书使人知道孔子乃是一位维新派，是改良主义者。第三、《大同书）（一八九三），认为社会依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而演进，以“春秋”的三世说，说明“礼运”的小康即升平世，大同即太平世。目前只是据乱世，应先走改革路线以至小康，最后再到大同。 　　康有为了生参与两次政变，一次是戊戌政变（一八九八），一次是丁巳复辟（一九一七），都是政治上的失败者。他的晚年，显得落伍而落寞，以办《不忍》杂志和写毛笔字度过。他对书法极有功力，著有《广艺舟双楫》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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