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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前程(1)
（1997—　六十二岁以后） 　　以我在中国台湾岛上的特立独行，我早就知道我是“前途有限，后患无穷”的，在这种先见之明下，我如何自谋，如何自处，如何在小岛上生根、发叶、开花、结果，如何建立我的人生观、宇宙观、宗教观、国家观、爱情观、敌友观、金钱观、诉讼观、旅行观等等，也就别出心裁。 　　自来志士仁人，他们的苦恼都在面临一项选择。屈原见太仆郑詹尹，说：“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他把“疑”说了一大段，重点只是两句： 　　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 　　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 　　这就是一个选择的当口。最后，屈原做了选择，他不肯“从俗富贵，不肯“偷生”，走了与世俗相反的路线。三国的祢衡，也有同样的问题，他也做了选择。他的选择是“宁正言不讳，以危身”的路线。他的路线是对的，至少在曹操、在刘表面前，你不能说他有什么不对。问题是他最后碰到了黄祖，黄祖是没有起码水准的老粗，结果把祢衡杀了。我不太觉得祢衡是有意找死，或是“寿星老吃砒霜——活得不耐烦了”。他只是“宁正言不讳”而已。至于“正言不讳”以后别人杀不杀他，他无所谓。他没有兴趣去教育敌人，或揣摩敌人的水准。当然，这种作风，“上得山多终遇虎”，最后碰到了黄祖型的敌人，他也一死了之，——正是孟子所谓的“患有所不辟也”！“患有所不辟”不是一定要死，而是有牺牲的危险也不躲避，并不因为有牺牲、有危险，就不干了。我在台湾的处境，就是如此，我认为人生最大的目标是找出真理并勇于维护它，在维护过程中，并不因为有牺牲、有危险，就不干了。 　　这就是我非常有勇气的一个原因，也是我不怕孤立的一个原因。 　　我虽然为了真理，勇往直前，但也绝非暴虎冯河式的血气之勇，而是谋而后动的、先立于不败之地的。有勇气、不怕孤立，都得有它的支撑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基础。在这方面，我是精明的“个体户”、“单干户”，我讨厌穷酸潦倒，绝不使自己陷入穷酸潦倒。富兰克林说口袋空的人腰挺不直，我能挺直腰杆，跟我薄有财富，可以不求人、不看老板脸色、不怕被封锁有绝对关系。像伏尔泰一样，我是有钱支撑的伟大文人，我早就脱离了“一钱难倒英雄汉”的穷困。每见有些穷光蛋侈谈抱负，我就鄙视他们。这种人，连一己生计都弄不好，又何能独来独往做独立的人？一个人行有余力，才有资格做志士仁人，否则只是满身烟味、满口酒气的吹牛屄家伙而已。 　　当然，不自谋生计而有好友代劳，亦一佳事。当年马克思能够安心写作，乃得力于资本家恩格斯的资助。现在时代变了，马克思得自兼恩格斯才成，所以忙上加忙，自在意中。这种身兼马恩的生涯，可说是我的不幸和特色，可惜我没有这样身怀巨资又深明大义的朋友。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关系密切，但是后二十多年，却很少见面，反倒经常通信。马克思死后，恩格斯且为他编全集，我如今自编《李敖大全集》，也是自兼恩格斯的一例。恩格斯对马克思，真做到了养生送死，真能从大义上支持朋友。清朝学者崔述在五十三岁时候，收了一位三十二岁的徒弟陈履和，两人一生只相聚过两个月，但陈履和却一直为崔述传布著作，在崔述死后九年，陈履和以六十五岁之年也死了，死前为老师刻书，穷得“宦囊萧然，且有负累”。自己五岁的儿子，连家乡都穷得回不去。全世界的学生，没有比他再伟大的了。我想恩格斯生在中国，也会如此。我李敖如果是恩格斯，也会对马克思如此。可惜眼前无人是马克思，我要找马克思，只能照镜子。 　　正因为我这马克思可以挺直腰杆，所以我“敢以率直表天真”，敢于痛斥伪善。1979年我复出后，皇冠的平鑫涛请我吃饭，由皇冠的几位同仁作陪，我到了以后，平鑫涛说：“有一位作家很仰慕李先生，我也请她来了，就是三毛。”于是他把三毛介绍给我。三毛跟我说：她去非洲沙漠，是要帮助那些黄沙中的黑人，他们需要她的帮助，她是基督徒，她佩服去非洲的史怀哲，所以，她也去非洲了。我说：“你说你帮助黄沙中的黑人，你为什么不帮助黑暗中的黄人？你自己的同胞更需要你的帮助啊！舍近而求远、去亲而就疏，这可有点不对劲吧？并且，史怀哲不会又帮助黑人，又在加那利群岛留下别墅和‘外汇存底’吧？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三毛听了我的话，有点窘，她答复不出来。她当然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三毛所谓帮助黄沙中的黑人，其实是一种“秀”，其性质与影歌星等慈善演唱并无不同，他们做“秀”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比如说，你真的信三毛是基督徒吗？她在关庙下跪求签，这是哪一门子的基督徒呢？她迷信星相命运之学，这又是哪一门子的基督徒呢？……所以，三毛的言行，无非白虎星式的克夫、白云乡式的逃世、白血病式的国际路线和白开水式的泛滥感情而已，她是伪善的。三毛以外，还有金庸。金庸为国民党捧场，跑到台湾来。有一天晚上到我家，一谈八小时。他特别提到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他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我说：“佛经里讲‘七法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报恩经’、‘未曾有因缘经’、‘宝积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等等所说的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给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听了我的话，有点窘，他答复不出来。他当然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其性质，与善男信女并无不同，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三毛和金庸在生计上都没问题，但他们有钱也不敢痛斥伪善，可见对伪君子说来，有钱和敢于痛斥伪善并无等号关系，而李敖能从挺直腰杆进入痛斥伪善层次，也是不容易的。 　　有的伪善的人，并非不可救药，如果碰巧“来电”，也可以偶成正果。以我跟我的台大历史系老师方豪教授为例。方豪是天主教的神父，虽是神父，但却是“政治和尚”，他为国民党办《中央日报》，不小心马屁拍在马脚上，以涉嫌“中央日报鼓吹阶级斗争”的罪名，被拉下马：到台湾后，马屁依旧，最后当上政治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我这里说马屁，并没有独责方豪的意思，到台湾来的有头有脸的知识分子，不肯拍国民党马屁的，其实只有李敖等几个人而已，其他人都是两眼势利一身媚骨。这岛上知识分子已马屁成风，在这一点上，不是方豪独有的毛病）。至于他当上“中央研究院”院士，固然有学术基础，但也不乏马屁之功。他显然是在“中央研究院”有意减少北大势力的政风下当选的，至于投票前他奔走于学阀李济、沈刚伯之门，自然也就不足论了。据说方豪从小家里穷，他父亲在教堂打杂，就把他给许愿许进了教堂准备做神职人员，所以方豪做神父，并非自愿。因非自愿，所以酒席上一喝醉了酒就大哭大闹，说：“我不要做神父呀！是我爸爸叫我干的！”这一据说，未必属实，但跟方豪自己的人性太多神性太少也有关系。他有一次同我和萧启庆等逛阳明山，在台大招待所里，大谈他和侯榕生的事。说他在北京辅仁大学教书，没穿神父服装，第一天就被女学生侯榕生看中。侯榕生回家告诉母亲，有所计议。不料有一天，方豪穿神父服装上课，侯榕生乃狂奔回家，向母亲大哭说：“妈呀，他是神父呀！”我问你怎么知道的？他说后来在台湾，侯榕生告诉他的，侯榕生在台湾和他重逢，余情不断，还写过一篇《破碎的圣母像》，就是写他的。言下不胜得意。 　　方豪从十一岁就进修道院，他这一辈子，总受了不少天主教的窝囊气，他在台大，办天主教大专同学会，最后被耶稣会抢去，他气得要死，被退离开了古亭教堂，他在沟子口经营了一座。我去沟子口看他新居，发现颇为豪华，我说你可真有钱，他说：“你不知道教会里多残忍！神父不自己设法，老了病了也没人理，教会是不管我们的！所以一定得有点准备。”我说你在教堂里整天证婚、办丧事，大概存了不少“奉献”的钱，教堂又免税，你们神职人员弄钱可能更有办法。他说他没有钱，因为他在天主教里受排挤。我说你学术地位这么高，在天主教里却不过一神父耳，未免太不公平。他说他是土神父，当然吃不开。我听了，会心而笑。天主教是洋教，想在天主教里走红，必须走国际路线。国际路线走得通，虽然学问“不修边幅”（这是于斌自己说的），也照样尸居高位，于斌、罗光等等皆是也。在这种处境下，方豪当然难免有一股怨气。表达怨气的方法中，口诛他是不敢的，但是笔伐——匿名的笔伐——听说他就伺机干过，他匿名写过攻击于斌的文章被查到，写悔过书了事。有一件事，倒是怪怪的，那就是《新闻天地》登出的一篇匿名的《台湾挤挤挤挤），里面骂到吴相湘，也骂到我，吴相湘阅后大怒，间接质问国民党文化特务卜少夫《新闻天啡负责人》是谁写的？卜少夫说是方豪，吴相湘跑去大骂方豪一顿，然后告诉我，叫我也去骂他。我说：“方先生是我老师，让他骂骂算了。”吴相湘说：“这些洋和尚太可恶！”我说：“你吴老师信了洋和尚的天主教，不看洋和尚面也看玛利亚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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