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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软禁(1)
（1970—1971　三十五到三十六岁） 　　从三十一岁到三十五岁四年间，也就是1966到1970年前后四年间，我把它归纳为“星沉”时期。在这段日子里，《文星》杂志、文星书店相继沉下去了，我自己——这颗拟人化的文星——也沉下去了。不过，到了1970年，“星沉”的情况更恶化了，那就是我开始被国民党当局软禁时期，前后长达十四个月之久，直到我被捕为止。 　　局面所以恶化到这一地步，基因除了我过去有多彩多姿的反当局“黑底”外，与彭明敏的关系，构成了黑上加黑，以致沉上加沉，最后终于沉到牢里去了。 　　彭明敏在台大早我十年，我在台大法学院的时候，他没教过我，但是教过我的许多老同学。我的《传统下的独白》出版后，送了一册给他，他回信给我，说：“我一向爱读您的文章，且对您的许多见解，都很同感，希望将来有机会认识您。”这封信写后二十七天，1963年12月10日，他透过郭鑫生相约，在台北致美楼请我吃饭，那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此人博学有礼、叔度汪汪，给我极深刻的印象。从此与他在师友之间，见乎交情。那时我正主持《文星》，在吃饭前十天，我在《文星》发表了他的大作——《泛非思想的感情因素》，在“编辑室报告”中，特别点出“读了这篇文章，使我们可从这段思潮的激荡中，得到触类旁通的领悟”。在这微妙领悟后十个月，“彭案”发生了，十三个月后，他历劫归来，门前冷落、特务环伺，备感人情冷暖，亲友都不敢同他往还，他的朋友只剩下“极少数极少数例外”，我是例外之一，并且不愧是例外中的例外。因为我也备受迫害。与他处境堪似，于是相儒以沫，日久更见人心。 　　那时蒋介石下密谕，将我和陆啸钊赶出《文星》。我去做生意，需要在银行开甲种户，领取支票。曾请萧孟能帮忙，萧孟能推托不肯，彭明敏知道了，慨然相助，写信给陆啸钊，叫他陪我到彰化银行永乐分行去开户，原来彭明敏请他哥哥彭明辉为我暗中介绍，才得过关。那时我困于生计，卖书为活，彭明敏也为我写信向洋人兜售。此类义助，不胜枚举。总之，从他出狱，到他偷渡离台，四年之内，我和他在黄昏、在子夜、在灵犀相通之际、在杯酒谈薮之间，共度过数不清的悲欢岁月。这种患难之情，于彭明敏则属唯一，于我则属仅见，于今回味起来，恍然如昨。 　　那时彭明敏生计日窘，本来他在中山北路巷内有一小块地，原拟兴建起来，与我合开一小餐厅，后来未成事实。他日夕被调查局派人跟踪，有时至感气愤，乃亲自照相取证，相机都被抢走。我得知后，乃和黄胜常（黄三）用长镜头代为拍得，使彭明敏大为高兴。 　　彭明敏精通四国语文，除在太空法中为国际翘楚外，其他涉猎也极渊博。他的生活品味极为高雅，有一次把亲植的非洲紫罗兰送我，又送我的女朋友小蕾一条他自养的小狗，命名嘟嘟。1970年1月15日，嘟嘟不幸中毒而死，我正事忙，托魏廷朝去看彭明敏，带去一些啤酒和杂志，顺便问问还有没有嘟嘟血亲可以代讨。不料廷朝回报，说只有彭师母在家。十一天后，魏廷朝匆至，说外电传来，彭明敏已抵瑞典矣！ 　　彭明敏偷渡后，我立刻被软禁经年，以至下狱。军法判决的罪状，是“明知彭明敏有叛乱前科，其叛乱之念未泯，仍秘密与之交往”，并助其偷渡。从此牢门一入，深如海矣！在我与彭明敏四年间的患难之交里，由于我不是他的学生，他“在灵犀相通之际、在杯酒淡薮之间”，透露了不少心事给我，而为其他人或他的学生所不知。例如我对他以向蒋介石“悔过”换取出狱的行为，曾表示不解。他最后道出了真相，他说：“本来我是不肯悔什么过，准备坐牢的。可是我一想到女人那一对奶，我就只好投降了。”还有一次他向我说，他羡慕《My Secret Life》一书的作者，因为该作者一生搞过许多女人。像这些话都由他在灵犀杯酒之间透露给我，可见两人交往之近。这段交往，彭明敏后来写《彭明敏回忆录〈自由的滋味〉李敖定本序》有相对的回忆。 　　我坐牢十三个月而被押回家看管之后，状况并不好转。“亲友”们恐慌未息，不但不敢接触，有的还要“落井下石”。狭路相遇，有的装得看不见，有的干脆落荒而逃（猜想其回家后，必求神拜佛保庇其不会因遇见我而被牵连）。 　　最难能可贵的，仍然有些例外的朋友。 　　李敖就是这种极少数极少数例外朋友之一。 　　李敖与《台湾自救运动宣言》无关。可是，谢聪敏。魏廷朝和我被捕后，警总人员觉得该“宣言”文章写得太好（这应归功于谢聪敏和魏廷朝），不可能出于台湾人之手。他们猜来猜去竟然想到李敖，一口咬定是李敖代笔的。审问期间，他们对此一再追问不舍，使得我哭笑不得。李敖也因此更成为特务人员怀疑和注意的对象。这是李敖与《台湾自救运动宣言》唯一的“牵连”。 　　我认识李敖早于《台湾自救运动宣言》案的发生，也曾到过他家。在那里印象最深的，除了藏书丰富之外，就是他亲手把全家清理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包括浴室厕所。他没有中国传统“文人”的肮脏陋习。 　　我案发后，李敖不但不畏怯，反而倍加亲切，我知道他不赞同“台湾独立”，也不支持“台人自决”。他所以反对国民党，不是出于狭窄的政治利益，而是发自历史和文化的深厚哲学，也是出于对民主自由的信念和人权人道的大精神。他的思索是广泛、深刻、清晰、严密而良知的。 　　我被看管期间，李敖约我每月密会一次。每次他都要请我到高级餐馆，享受丰餐，大概是要鼓舞我土气，补给我营养。他又怕我监禁生活太干枯无聊，每次都会带来当时受禁的《花花公子》杂志最新一期，借给我看（他言明那是“借”的，不是“送”的，所以每本都须于下次会面时归还他，我乃照办不误）。有一晚上，调查局局长沈之岳请我们两人吃饭，事前事后，我俩都觉得极好玩，嘻嘻笑笑，好像两个调皮顽童似的。 　　1969年起，我开始准备脱出台湾，须与海外各方联络。所有通信都须请人带出海外投邮，来信也不能邮寄，只能从海外由人带进台湾。为此，需要一些可靠朋友，由他们再转托其可靠友人，带出带进。李敖便是这少数可靠朋友之一。他曾为我转出一些重要信件，但他恐不知道我频频与海外联络，目的是什么。没有想到这竟成为他入狱重大罪名之一，我衷心歉疚，难以表达。 　　我脱出台湾准备就绪，深知成功则生，失败则死。1969年末，我看见他时，知道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晤面，但不敢告诉他我的计划（这与我未透露给家人一般，是要让他们免陷于“知情不报”的重罪）。我还是照例约定下次密会的时地，虽然心里清楚，不论生或死，我会爽约，他不会再看到我的。临走时，我心里暗然向他道谢、道别、道歉了。我受难期间，他对我那份厚情和义侠，永铭于心，至今仍时时回念感谢。 　　我到达瑞典以后，有一段时期仍与他保持联络。但所谈大都是轻松私事，不涉及国家大事。 　　我在狱中，曾写了一篇《全体主义的迷惘》，出狱时偷偷带出，将原稿寄给李敖，请他评论。他立刻写了两篇意见，我非常珍重。我于1970年初脱出台湾时，不带行李，身上能带出的，极其有限，而李敖那两篇评论则是我冒险带出的极少极少东西之一，至今仍保存在美国。 　　我脱出台湾后，李敖即受严密监视。他家曾被偷置录音器。他发现之后，将其拍照，也把特务人员监视他家的情形拍照下来，连同偷听器零件，全部寄来给我。这些相片和零件，与我一起辗转流浪多处多时，还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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