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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台中(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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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式教育中，我慢慢长大，也慢慢对中学教育不能容忍。就客观环境来说，我总觉得我所经验的中学教育赶不上我在北京时的残余记忆。在残余记忆里，我认为北京的中学生不像台湾这样呆板、肤浅，缺乏常识与性灵；就主观感受来说，我读的课外书愈多，我愈觉得中学教育不适合一般少年的个性发展、更不要提IQ较高的学生了。中学的教育制度、教授法、师资、课程分配等等都有着极严重的缺陷与流弊，我高一时候那篇四千字的文章——《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就可看出我曾对杜威那种“进步教育”有着极强烈的憧憬，这种憧憬使我在有着强烈对比的中学里面非常痛苦，到了高三，我已完全不能忍耐，我决心不想拿这张中学文凭。所以我就自动休学了。 我在台中一中可谓无书不读，但在思想定型上，却是读了许多书、困学求变以后的事。思想定型的范围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左右问题、中西问题、新旧问题。……这些多方面的问题，是每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困惑，由于水平不好、政治干扰，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失败了，他们困惑终身，无法在思想定型上有又早又正确的判断。在这方面，我是非常鲜明的一个例外，但在这些问题上，我也有过一段时间的困学求变的过程，这段时间最明显的是在初中，到高中后期，我就逐渐定了型。在困学求变的过程里，一位最重要的人物曾经“逼近”了我，但终于被我“摆脱”，这位人物，就是钱穆。我在小学时代就知道钱穆，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开明文史丛刊》，其中收有《孟子研究》，就是我最早知道的钱穆的著作。到台湾后，由于国民党统治思想、管制书刊，进步和左派的旧书都查禁了，新书一本也看不到，我的许多时间，都花在研究古典上面，钱穆的著作，自然成了我的部分读物。 当时共产党批判逃离他们的学者，共分两个型，一个是“胡适型”，一个是“钱穆型”。我对他们两位，都分别加以注意。但胡适远在美国，钱穆却因阴错阳差到了台湾台中，使我先结识了他。结识的原因，得力于同学徐武军。徐武军外号“日本和尚”，因为他爸爸是日本留学的，故有这一称呼。徐武军在台中一中，有点特权似的，原因是他忽来忽去、去了又来。后来才知道，原来他爸爸是徐复观，先举家来台，后感台湾情况危险，又全家迁到香港。韩战发生后，美国第七舰队协防台湾，台湾不危险了，又全家迁回台湾。徐武军住在台中市的一幢单门独院平房里，很考究，我去过多次，可是从来没见过徐复观（虽然十年后，我跟他大打笔仗并且大打官司），客厅里书甚多，墙上有毛笔字赫然曰：“架上书籍，概不外借。”我至今记忆犹新。 1952年钱穆应淡江英专（淡江大学前身）校长居浩然之邀，在惊声堂讲演，不料天花板突然下落，钱穆受伤。那时徐复观想在学术界插一脚，故拉拢钱穆，把钱穆接到台中徐府养伤。后来改住存德巷一号。徐武军是我好朋友，他受了徐复观影响，课本以外知识知道不少，和我很谈得来。他说，你李敖程度这么好，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人，我问是谁，他说是钱穆，我听了很高兴。不久，他就跟钱穆约好，1952年6月15日，徐武军带我走进存德巷一号，见到了钱穆。钱穆身穿府绸小褂，个子很小，满口无锡土音，乍看起来，长相与声名不大相符，简直使我有点怀疑眼前这位，是不是就真是钱穆。他为人极为亲切，对我们两个高二学生，全无架子，聊起天来。我向他请教治国学方法。他说并没有具体方法，要多读书、多求解，当以古书原文为底子为主，免受他人成见的约束。书要看第一流的，一遍又一遍读。与其十本书读一遍，不如一本书读十遍。不要怕读大部头的书，养成读大部头的书的习惯，则普通书就不怕了。读书时要庄重，静心凝神，能静心凝神，任何喧闹的场合都可读书，否则走马看花，等于白读。选书最好选已经有两三百年以上历史的书，这种书经两三百年犹未被淘汰，必有价值，新书则不然。新书有否价值，犹待考验也。 我去看钱穆的时候，手中拿着我的《李敖札记》第二卷，钱穆接过去，翻了一下，看到第一篇我写的《梁任公上南皮张尚书书》，他很惊讶，问我梁启超这封信的出处，我告诉了他。这件事，使我有两点感想，第一，他不耻下问，真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风度，令我敬佩；第二，他竟不知道这封信的出处，他的学问的广度令我起疑。 钱穆翻完了我的札记，一边夸奖我，一边转过头来，温和地对徐武军说：“你不如他。”我奇怪钱穆竟这样当面教育徐武军，也许他住过徐府，跟徐武军很熟的缘故。 临告辞前，钱穆约我再去看他。那时我家住存德巷十三号台中一中宿舍，每天经过他门口，看他很方便，可是我没有再去。后来他回到香港。我在第二年（1953年4月14日）写了一封信给他，表示我对他的感谢，并请他“给我以指教”。我还问他两个问题：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一四四页云：“第四个禁地是新疆。因此地 土壤肥沃，尚未开辟，他们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满洲人到那里 去，故不许中国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以后，禁令始弛，汉人才能 随便去新疆。”这一回史实，在罗香林先生的高级中学本国史下册第二页 中，却有如下地说法，“先是清主旻宁，即位后改元道光，颇有图治之志， 既平回疆之乱，遂于道光十一年纳将军长龄之议，以回疆‘西四城’闲地， 招民开垦，以裕兵糈，回疆始行屯田之法，汉民因是得盛徙其地。”罗先 生所述“纳将军长龄之议”一语，似有所据，与先生所云，时间上相差甚 远，不知何故？再者，《国史大纲》第三页第十一行云：“美人安达生名 此曰北京人”一语，他书皆作“瑞典人”，不知何故？ 半个月后（4月29日），我收到钱穆的回信，全文如下：（原信没有标点，标点是我加的。） 李敖学弟如面： 昨奉来书，知君努力学问，与日俱进，著能持之有恒，继续不懈， 将来必有成就，可喜可贺。学问之事，首贵有恒心，其次则防骄气，小 有所成，志得意满，中道而止，虽有聪秀之质，犯此二病，终不能有远 到之望，唯立志高远，始克免此，君尚在青年，向学伊始，故特以此相 勉。能熟诵“庄”书，亦一佳事，然“论”“孟”尤为重要，须时时玩 索，心体力行。盼先就《朱子集注》细细研读，勿以能读过为了事。此 乃学者所宜终身常诵之书。穆最近有《四书释义》一种，亦在台北出版， 与《中国思想史》同收入国民基本智识丛书中，内有旧稿《论语要略》 《孟子研究》两种，为初学治“论”“孟”者指示涂辙。最近又泛事 《论语新解》，刊载于某杂志，以后当按期邮寄。当知学问与德性实为 一事，学问之造诣，必以德性之修养为根基，亦以德性之修养为限度， 苟忽于德性，则学问终难深入，此层务盼注意。《近三百年学术史》若 能细读，可获许多治学方法，恨手边无此书可以相赠。所询两节，关于 新疆汉民移植，罗书亦有据，然大量之流入乃在后；安达生为瑞典人， 《史纲》系一时笔误，未经校出也。《国史新论》短期内或可付樱穆最 近恐无来台之便，得暇盼时时来书，以获知君学问进诣为快也。匆此， 即询进步 钱穆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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