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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和十三月(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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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孩子,在十三年来慢慢长大,在十二个月里快速的投射他的力量,使台湾文化界有一点小小的波澜——这是我二十六年来所收割的一个“奇遇”。一些朋友对我这个“奇遇”感到兴趣,我也愿意在目前这种流言满天下的时候做一次自剖,好教人知道一个十四岁的小孩子如何在台湾受教育、如何在制式教育底下做了叛徒、如何在苦闷里奋斗挣扎、如何向他的读者们呈露他自己的真面目。这是一个自传性的故事,我最好从十三年前开始。 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上海撤退前不久,我家搬到台湾。 那时候我十四岁。在战乱中,小学毕业文凭都没来得及领,却进了两次初一(最初在北平市立第四中学,只读了一个多月,就逃难了;到了上海,改入市立缉规中学,读了不满一学期,又再逃难;到台湾后,我跳班考进省立台中第一中学初中二年级,读到高二完了,高三上念了十几天,就因痛恶中学教育制度的斲丧性灵,自愿休学在家。我父亲是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在北京大学毕业的,充分具备着北大那种“老子不管儿子”的自由精神,他随我的便,轻松他说:“好!你小子要休学,就休吧!” 我父亲当时正是第一中学国文科主任,他跑到学校,向教务主任说:”我那宝贝儿子不要念书啦!你们给他办休学手续吧!” 于是我蹲在家里,在我那四面是书的两个榻榻米大的书房兼卧室里,痛痛快快地养了一年浩然之气。 一九五四年暑假,我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考进台湾大学法律系司法组,读了不到一年,又不想念了,乃重施故技,自动休学。痛快了几个月,然后考入台大历史系。 历史系是一个神秘的系,它可使狂者愈狂,捐者愈猖,笨者愈笨。在我没进去以前,我听说这系最好;等我进去了,我才发现它好的原因。原来它是台大那么多个系中,最容易混的一个系:上上课,抄抄笔记,背一背,就是成绩甲等学生;逃逃课,借抄笔记,背两段,就是成绩乙等学生;不上课,不抄笔记,不肯背,也不难及格,就是丙等丁等学生,李敖之流是也! 到了历史系,我真的安定下来。除了每学期终了要硬着头皮敷衍一阵考试外,其他时间,我就乐得自由自在自己读书,或是跟一些好朋友游山、玩水、喝酒、吵架、深更半夜坐在校园草地上,直谈到天明。然后诸豪杰——困了,由宣告不支者出面,掏出烧饼油条基金,大家再共襄盛举,最后的早餐一毕,纷纷做鸟兽散,各梦周公去讫,或是留给潜意识去做乌托邦式的社会改革了。 历史系毕业后,我开始做预备军官。一年半的军队生活更凝固了我个人的思想与悍气,我在野战部队中吃过一般预备军官不太容易吃到的苦,可是我很坚强。快退伍的时候,姚从吾老师正好做“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研究讲座教授,问我愿不愿意给他做助理研究人员,我那时正愁走投无路,当然表示愿意。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我坐上回程的军舰,九天以后,又回到了台大。 台大那时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走回来,大有物是人非之感。过去的老朋友、老情人都已高飞远扬。我徘徊了一阵,在学校附近找了一间小房,四个榻榻米大,矮得双手不能向上举,我订名为“四席小屋”,颇得俯仰之乐。晚上从研究室走出来,整个的文学院大楼一片漆黑,我想到我的身世和抱负,忍不住要叹一口气。有时候,陈宝琛那两句诗就从我嘴边冒出来,正是: 委蜕大难求净土, 伤心最是近高楼! 我的“四席小屋”地处要津,每天客人不断,最多时候一天有十四个客人,附近环境又太吵,老太婆、少奶奶、孩子一大堆。我虽在陋巷,但自己却先“不堪其扰”起来。熬了四个月,决定下乡。选来选去,在新店选到了一间小房,背山面水,每月两百元,于是我装满了一卡车的书,开始搬家。 新店乡居是我二十六年来最淡泊、最宁静的日子,这段和自然接近的生活给了我深刻思考的机会,在青山里、在绿水边、在吊桥上,我曾细想我该走哪一条路,怎么走这条路。 我从小在北平长大,文化古城与幼时环境使我在智力上趋向早熟,我在六岁时已能背《三字经》,十岁时已遍读《水浒传》等旧小说,十一岁时已看过《黑奴魂》(《黑奴吁天录》)等翻译小说,小学六年级时我已有了私人的理化实验室,并做了全校图书馆馆长。 我从小就养成了重视课外书的习惯,也养成了买书藏书的癖好。一九四九年到台湾时,我的全部财产是五百多本藏书,(其中有许多东北史地的材料,因为那时候我不自量力,竟想著一部“东北志”!藏书中还有李玄伯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是我初一时买的,我万万没想到在七年以后,我竟在李先生的课堂上,用这书做了教本!另外还有一册郑学稼先生的《东北的工业》,是我小学六年级时买的,我也万万没想到在十四年后,我竟被这书的著者大骂,直骂到我的“令尊堂”!)这些早熟的成绩,使我很早就对教科书以外的事务发生极大的兴趣,使我很早就有了“优宗周之陨”的孤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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