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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实例


  柏杨先生右臂风湿,害了数年,去年(一九六四)一度发得很是厉害,读者先生也有介绍药方的,后来还是贴膏药暂时止住,但痼未根除也。而自去岁腊月,又害肚胀。肚胀在小伙子身上,不过小病,用手揉揉,放两个响屁,也就豁然而愈,不过该被胀之肚如果属于老头,而又一连四月不消,腹大如鼓,下垂如石,恐怕是有点玄妙。二月间便去台湾疗养院检查,迄今为上,好像有癌的现象哀哉。我哀哉当然是怕死,其实即令不怕死也照样哀哉,盖生殖率增高,死亡率降低,正是促使人口问题日益严重的因素之一,如果各位同胞不到二十岁就一律伸腿啦,则何至劳动立法委员乱撒绊马索乎?
  我是没有“公保”的(“公保”真是政府的无量功德,成为一种安定社会的强大力量,不知道是哪一位官员当初有此构想,并努力推广的,大家真应为他立长生牌位),所以每次看病,心里都七跳八跳,怕洋医生开药开得太贵。有一天早上,看病的人很多,走廊上一片愁云,对面坐着一位中年妇人,看她年纪,大约三十,却脸黄肌瘦,蓬头垢面。我穿着棉袄还抵挡不住过道上的凉风,而她只不过一件单衣,下面赤着双脚,索索发抖,怀中抱着一个干柴般的孩子,孩子的身上长满了红斑。她一面哭泣,一面向过往的护士小姐哀告曰:“我没有钱给孩子看病怎么办?我没有钱给孩子看病怎么办?”大家一齐看着她,默默无语,大概不知道应如何插嘴才好。柏杨先生听她河南省口音,忍不住问她怎么回事。呜呼,她的丈夫在大同中学堂当工友,一月只三百元,而她却有八个孩子,第八个孩子生的时候动了手术,连生产费都疗养院副院长特准免收的。而如今那位好心肠的副院长走啦,她的肠子竟和输卵管粘在一声,发炎不止。医生要她开刀,不开刀只有死,但开刀要两千元,她哪有两千元哉?偏偏最小的孩子身上又长出可怕的斑点,每次看病,她都一路哭来,再一路哭去,盼望能像做梦一样再遇到那位副院长。所以已陷于歇斯底里状态,半疯半傻,眼前一片苍茫,只有绝望、痛苦,没有前途,没有远景。
  我老人家当时记下她的地址,想去她家看看,可是因尊肚胀痛不止,没有去成,就把此事告诉记者朋友张震先生。他第二天便按址前往,回来后写了一篇专访,刊于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自立晚报》,我想读者先生都看到了矣,为了也许有人没看到,原文抄录于后——
  题标曰:“多子非为福,生活逼坏人。结离十载,八子临门,食指浩繁,不堪其苦。”
  文曰——

  (本报专访)在大同中学操场的一角,有一座用竹子和成矮矮的房子,里面蜷曲着一位三十四岁的河南籍妇人,一位四十七岁的山东汉子,和五个十岁以下的孩子——那是由爸爸、妈妈、儿女们组成的一大家人家。然而,这个家庭,却因为吃饭的人多,赚钱的人少,生活失去了平衡,整天笼罩在一团穷困的烟雾中,一天、一月、一年,夜以继日地在跟贫困和疾病相斗,一直悲苦地挣扎残喘在饥饿的领域里。不过,他们却渴望着有一天,能够爬出那种坎坷的漩涡!
  这个喘息在逆境中的家,男主人叫李桂林,在大同中学当校役,每月薪金三百一十元新台币,另外还有五十四斤大米;女主人名胡乃英,在家里长病和生孩子。说她长病,一点不过分,因为十年以来,没有一天,她不在病魔的缠绕下活着;说她生孩子,那她可真会生呢!平均不足一年零四个月,便生下一个,称得上是一位多产的妈妈。且看她的生产记录——
  一九五四年,生下了长女玉凤。
  一九五六年,生下了长子玉山。
  一九五八年,生下了次女玉华。
  一九五九年,生下了三女玉琴。
  一九六一年,生下了次子玉水。
  一九六二年,生下了四女玉莲。
  一九六三年,生下了三子玉海。
  一九六四年,生下了五女玉某。
  说也奇怪,这些小宝贝,一个长得比一个乖,看起来聪慧、伶俐、活泼、美丽得像一群从天国里来的小天使。然而他们却由于爸妈的穷困,因而享受不到家庭的甜美和爸妈的慈爱。像三女玉琴,次子玉水,以及还没有取名便被人抱走了的五女,均先后为了家庭的贫困,送给别人,使那三个小宝宝,在懵懵懂懂的时候,便饱尝着失去亲情的痛苦了。
  那三个无辜的孩子,和这个被穷困所威胁的家庭,便是由于中国‘多子,多孙,多福寿’的观念,造成的惨淡局面。
  “多子多孙”的观念,也许在某一时代的农业社会中是适合的,但在台湾,这样人口密集的地区,又是在一个半工业化的社会里,一个经济薄弱的小家庭,如无止境地添人进口,确是生活上的一大威胁。
  “你们怎么不节育呢?”记者问。
  “……”那时被生孩子、养孩子和教育孩子折磨得枯萎干枯的夫妇,茫然不知所对。
  然而,他们终于从痛苦中摸索到解脱的办法了。女主人胡乃英微喟着说:“在我们生最后一个孩子时,请医生给‘扎’了。”(扎住输卵管)“可是,”这位多产的妈妈又解释说:“虽然我们不会再有孩子了,但目前我们五个孩子,还是没法过活呀!”
  她的丈夫李桂林也有气无力地说:“我每月领的五十四斤大米,根本填不满一家七口的肚子;为了怕孩子们饿肚子,在冬天大家胃口好的时候,要每月添四十斤,夏天大家胃口较差,也需要补充三十斤才能活下去。”
  这位被生活鞭子抽打得一脸茫然之情的爸爸,沉痛地回味着说,过去二十多年的黄金岁月,都贡献给社会国家了。一九六零年因病转业后,因自己目不识丁,在社会上找不到一份足以养家糊口的工作,最后把他们的一个女儿卖给人收养时,对方曾给了他们三千元钱,于是他们先买了一个面摊子,晚上在通化街口卖面点。做了不久,却被流氓用刀子杀伤了他的太太,那个用自己骨肉换来的面摊子,也被砸了个稀烂,另外,他们还加添了一点钱,买了一部流动三轮车,但哪晓得踏了不到两个月,关节炎症复发,无法再继续了。
  这时不幸的夫妇,际遇坎坷,用女儿换的面摊被流氓砸烂,而三轮车又歇业,那段生活,几陷入绝境。就是这个时候,幸而在大同中学谋到每月三百一十元和五十四斤大米的这份工作,否则,那可真的要被饿死了。
  目前,他们一家七口所赖以栖身的那幢用竹子扎成的小巴巴房子,还是台湾疗养院一位好心的吴太太,和一两位好朋友分别送钱、送竹子,帮他们撑起来的,要不,他们一家大小七口,可能连略避风雨的窠都没有呢。
  “我们太感谢那些帮忙我们的好心人了。”胡乃英用激动的口吻说:“我们一家大小能够活到今天,全是他们的给予。”
  由于他们生活困窘,长期营养失调,他们的大女儿玉凤患着贫血病,三子玉海因为食物不洁,脸上、四肢,起了密密麻麻的红点子,据医生说,那是食物中毒,但因为没有钱诊治,竟一任它蔓延……
  然而,胡乃英这位多产的妈妈呢,也患了大肠和输卵管连结在一起的毛病,但她为了养活五个孩子,却渴望能得到一份端茶、扫地的工作。
  她啜泣着:“如果有人帮我找一份工友职业,我的五个孩子便可以养活了;因为,再穷,我们也决不会再送给人家了,将来我们老了,要靠孩子们养活我们两口子呢!”
  然崦,世态炎凉的今天,谁肯为这位多产的妈妈,年仅三十四岁的小妇人一伸温情的援手呢?是的,在台北市长春路一六七号,那幢潮湿灰暗的小房子里,蜷曲着的五个孩子,和那对被儿女债折磨得褪却了生命色彩的夫妇,确是社会上慈善人士济助的对象。他们热切地渴望着,眼巴巴地期待着你伟大同情的手。


  以上是报道全文,当初柏杨先生拜托记者老爷访之写之,内里有一窃窃盼望,愿该文刊出后会有软心肠朋友,为这对可怜的父母和可怜的孩子们,捐出一点钱,集腋成裘,只要能凑够两千元,就可以使做母亲的能够开刀,也可以使孩子们获得医治。可是刊出该文迄今,一再向报馆打听,似乎并没有什么反应,可能是读者老爷把这条消息忽略啦,也可能大家看到比这还要惨的事多矣,因而无动于衷,不过不管怎么吧,柏杨先生暨老妻柏杨夫人,谨在这里再向读者老爷哀告,援助她一点吧,千儿八百不算多,十元八元不算少,直接寄给她送给她也可(台北市长春路一六七号),或交由柏杨先生转也可;现款不方便,邮票也可;没有邮票,衣服也可;没有新衣服,旧衣服也可;没有旧衣服,孩子们看的图书和玩具也可——在你阁下看起来不足道的慈心,在她和孩子都受恩无量。
  胡乃英女士想找工作,我想她工作有问题,盖五个孩子——最小的刚会爬——放到家里,不发生惨剧几希。所以还是请求读者老爷援助,先让她迈过第一关再说。在这里,我特别泣恳廖维藩先生、王梦云先生、汤如炎先生,呜呼,这个家庭虽然不是看了各位大人的高论而身体力行的,但其行为却和各位的高论暗相吻合。无论如何,三位应该也捐助她一些,太多啦我出不了口,我想一个人赠她一万元,以示嘉慰,而励来兹,总不能假装不知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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