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移动(112)_陈行之

一一二

　　“当然是小说。一部非常好的小说。”杜一鸣想到了往事，“过去我是其中的一个角色时我不知道它是一部小说，现在我成了旁观者，我看出它是一部小说……不过你也不用着急，也许后面会有更精彩的情节……”

　　苏北也笑了，说：“可能。老杜，也许有一天我会把它写成小说……”

　　他没有对杜一鸣说他实际上已经中止了手里正在写的东西，完成了以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为背景的小说构思，他目前还在等待一些必要的情节补充，同时也在等待结局——生活的结局或者说小说的结局，他认为他无法虚构，没有生活的启示，作家简直就是疯子或者傻子，他的智慧全部都体现在对生活的感知和理性思索之中。

　　“我等着读这部小说。苏北，我相信我能够读到这部小说。”

　　苏北开心地笑起来。

　　这场内容广泛的谈话一下子把苏北和杜一鸣联系在了一起。

　　苏北把杜一鸣作为为数不多能够交谈的朋友之一。杜一鸣了解的社会信息，他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竟然如此广博深刻，苏北感到吃惊。从此以后苏北就经常来看杜一鸣，经常相互交换一些有价值的书籍，经常就一些互相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通过杜一鸣，他又结识了美国《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罗伯特·罗森。

　　第一次接触，苏北就对罗伯特·罗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是在三里屯一个环境优雅的酒吧，在座的除了杜一鸣以外，还有社会科学院一个研究西方法律制度的研究生，这是一个戴树脂眼镜的长着以副西方人面孔的小伙子。因为堵车，苏北是最后一个干到酒吧，落座的时候，刚好听到罗伯特·罗森讲述最近发生在美国的一个真实故事——

　　三十年前，加利福尼亚州的罗恩·英格兰与他的兄弟拉斯·英格兰打赌，说

　　他能攒一百万枚一美分的硬币。罗恩真的这样干了，三十年以后，他位于洛杉矶郊区格拉纳达希尔斯住宅的车库里堆了重达将近四吨的硬币。但是如何人处理这些硬币成了问题——美国造币厂、货币监理官、集币者以及当地银行，都对将这堆“收藏品”兑成现金不感兴趣，他们表示至少不收费是不干的。

　　现年六十岁的罗恩沮丧地对《洛杉矶日报》说：“这两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在

　　设法处理这些硬币。确实很麻烦，没有人愿意无偿接受它们。”

　　“更糟的还在后面，”罗森看着大家，笑吟吟地说，“罗恩仍在等待他的兄弟拉斯兑现三十年前的承诺——如果他攒够了一百万枚硬币，兄弟两人就到巴黎吃一顿法式大餐。可是，最近拉斯却这样回答了《洛杉矾日报》记者的提问：‘我不记得打过这个赌。我还要兑现吗·我用不着回答这个问题。’”

　　在场的人都笑起来。那天整个谈话都像这个笑话这样轻松。

　　苏北后来才对这个个子高大的人有所了解——罗伯特·罗森精通中文，三年前即开始对中国知识分子状况做调查了解，发表过很多有真知灼见的报道。现在他正在为一本记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专著搜集素材，经过杜一鸣介绍，苏北成为他关注的人物之一。

　　苏北愿意和他交往，很大程度上出于好奇心理，他想了解美国人是怎样看这个世界的，想知道他们是不是感到幸福，是不是感到生活和工作有很大的乐趣。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和罗伯特·罗森想向对方了解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

　　就像初次见面那样，罗森留给苏北的印象真诚而坦率，有幽默感，和他在一起你会觉得世界很清纯，一切肮脏都被过滤在了精神生活之外，你会觉得和鄙琐的东西拉开了距离。虽然话题不可避免要触及肮脏，但是你已经成了客观描述它的旁观者，你觉得自己的灵魂圣洁脱俗，就像沐着春雨。这种奇妙的感觉会对人产生很大的魔力，苏北总是期盼着和杜一鸣见面的时间。

　　这种对于精神层面问题沟通，使苏北感觉找到了一个真正可以进行交流的人。他还从来没向任何人如此坦率地述说自己，他在述说自己中重温了自己。他突然发现，多年来他都像是一叶漂移着的浮萍，现在也是如此。这正是罗伯特·罗森想深入了解的地方。于是，在苏北和罗森之间，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接触。

　　为此，苏北顺理成章地进入了侦察员褚立炀的视野。

　　不过，所有这一切都还没有成为问题。生活之河平缓地流淌，虽然有一些漩涡，但并没有产生多大的波澜，像过去的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一样。

　　吴运韬把为卢荻写作报告文学作为最重要的工作，无暇顾及其他，他甚至取消到德国法兰克福参加国际书展，专门守在家里等金超拿出第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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