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人间(11)_徐则臣

十一

　　六

　　从三月份开始，流行于广州的非典型性肺炎就开始向北京转移。开始大家都没当回事，再非典型它也是个肺炎。二月中旬我给家里打电话，姐姐说，家里现在到处都在抢购白醋和板蓝根冲剂，听说可以预防广州的那种肺炎，让我赶快到药店去买点，防患于未然。我安慰姐姐说，别听谣言，广州人最喜欢大惊小怪了，报纸上不是说已经差不多了么。那时候的报纸的确是这么说的，没什么，能有什么？广州人畏之如死，让我好笑，觉得是一场闹剧，有点隔岸观火的冷嘲。没想到好日子不长，非典型性肺炎过来了，人们愤恨地简称为"非典"，医学界则用科学地称之"SARS"。

　　这个叫做非典和SARS的东西在四月中旬开始像股市和国际新闻一样挂在了北京人的嘴上。伊拉克战争的枪声零零落落地响，一般市民的神经已经被拖得疲沓了，在伊拉克战争几乎不再成为新闻时，非典像一盆冷水，让整个北京激灵了一下，然后哆嗦不止。北京人原来比广州人更怕死。

　　五月份非典开始进入高发期，报纸和新闻整天都在头条报道最新情况。我定了一份《北京青年报》，头版中下位置每天雷打不动一个报告：今日新发病例多少，疑似多少，死亡多少，出院多少。第二版详细地介绍病人所在区域。后来又增加了外地非典信息，全国在今天的非典状况一目了然。终于看得我头皮发麻，我也害怕了，不能不怕。大街上行人开始减少，几乎所有人都带上了口罩，有的还戴上了手套和帽子和眼镜，因为传闻曾说，病菌也可以存留在头发和手上，还可以通过角膜传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仅他人成了地狱，就连自己也不安全了，你没法完全相信你自己，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的头发、你的手、你的角膜将会和空气中的一颗病菌合谋起来置你于死地。我们惴惴不安，担心非典的鬼魂附体。

　　我有了一个很好的借口逼迫自己待在房间里写小说，因为外面乱糟糟的，太不安全。白天写上一天，晚上再写一会儿，然后在十一、二点钟下楼散步，散步回来看碟。很有规律，因为哪里也去不了。很多地方都关了门，朋友上班的也越来越少了，都蜗在家里，有事就打电话。非典期间其实是我的好日子，我完成了长篇小说的初稿，看了六、七十部碟。一明的课后来也停了，上不下去，听说北大出了一例非典患者，医学部还有一位年轻有为的教授牺牲在岗位上。一惊一咋的，能停的都停了。出门的主要是边红旗，他在家里待不住，待了半天就烦。沈丹开玩笑说，他就是沿街乞讨的命，待着不动就活不下去。

　　边红旗的确是待着不动就活不下去，但是他出去不是为了沿街乞讨。没人可以乞讨了，正儿八经干正事的都轻易不敢上街，何况想办假证的，海淀周围已经没人有心思再去看公交车站牌上贴的办假证的小广告了。开始的时候，边红旗每天回来都说，妈的，生意难做，要办证的是不是都得非典死绝了？转了一天连个暧昧的眼神都没见着。后来他就不再提生意上的事了，而是及时向我们报告外面的最新动态。比如哪家饭馆熄火了。哪家娱乐场所关门了。硅谷附近怎么门可罗雀了。又说，大街上车子少多了，公交车常常空荡荡地晃来晃去，没人敢坐了。坐出租的也少了，有钱的都去买私家车，没钱的就只好改骑自行车，或者步行，因为一夜之间人人都明白了提高体质的重要性。他还断言，非典期间北京私家车的增长率一定远远大于同期的任何时候。

　　"反正满大街都是口罩，"边红旗摘下自己的口罩说。"我进承泽园的时候，门卫差点没让我进。我戴了口罩他就不认识了。他让我带话给你们，下次出门一定要把出入证带上，马上要换一个新来的门卫。"

　　边红旗说，到处都在查证件，非本单位本住宅区的一律不让进入。为了让沈丹能够和过去一样出入承泽园，边红旗给她也办了一个出入证。有一天小唐也来了，我很奇怪他是怎么进来的。他说当然是凭证进来的，然后对我亮了一下他的出入证，上面有他的照片，写的地址却是我们的房间，他还特意注了"左岸"两个字。

　　我问小唐："你什么时候办的证？我们几个是统一办的。"

　　小唐一脸狡猾的笑，"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办假证的。"

　　因为非典，边红旗也很少到外面的馆子里吃了，和我们搭伙，轮流买菜，沙袖掌勺。有时候是沙袖和沈丹两个共同在厨房里忙活。沈丹现在空闲的时间多了不少，非典同样极大地影响了超市的生意，客流量只是原来的三分之一。顾客们带着双层口罩，一次至少要采购一周的用品，大包小包地往回拎，因为超市是人口密集的公共空间，传染的几率比较大。她经常可以轮到歇班，歇了班就来找边红旗。买菜，做饭，吃饭，温存一番，然后为离婚的事吵架，吵完了就骑着边红旗给她买的电动自行车回家。不吵架的时候一般心情都比较好，就叫我们几个陪他们打扑克。打八十分，沈丹放苍蝇的技术很高。

　　周末的一个早上，沈丹打电话告诉边红旗，她进承泽园的出入证丢了，问他怎么办。当时小唐也在，小唐说，还能怎么办，搞个假的呗。然后他就回去了。大概一个小时以后，小唐挎着一个小包回来了，往桌子上一摊，纸片，印章，刻刀，封塑薄膜，印泥，一应俱全。我第一次目睹制作假证的全过程。小唐按照出入证的格式，在我的电脑上打印了纸片，然后让我模仿真本上的字迹写好有关文字，贴上沈丹照片。他在一边刻章，大约一个小时，印章搞定，在一张白纸上试了一下，很像那么回事。午饭之前沈丹的出入证就弄好了。他让边红旗给沈丹打电话，只管过来，到时候边红旗把她的出入证送下楼去。

　　我和一明、沙袖他们多少有点大开眼界，就这么轻松就做好了。这就是办假证。

　　小唐说："这是正儿八经的小儿科，我只会搞这一点。看毕业证造假那才叫过瘾，水纹，暗记，全是专业人员电脑分析出来的。纸张也要特制的。"

　　我们只有瞪大眼镜的份了。果然隔行如隔山啊。

　　那天我们四个男人碰巧了都无聊，就放开了肚皮喝酒，我酒量不行，喝了两瓶啤酒就爬到床上睡觉了。一觉醒来，他们喝完了，清醒的只有边红旗，一明和小唐的筷子都抖了，总是夹不住菜。我继续躺着，不想起，听他们叽里咕噜地说酒话。接着迷迷糊糊又睡了过去。后来，我被沈丹的哭声弄醒，他们又吵了。

　　沈丹说："再不离我就死给你看！"

　　边红旗说："那我明天就回家。"

　　沈丹说："非典这么严重，你怎么回去？我不放心。"

　　边红旗说："你到底想不想我回去？"

　　沈丹说："我也不知道。"

　　边红旗说："好，好，我回去。反正待在这里也赚不到钱，回去算了。"

　　沈丹就算默认了。这么长时间以来，他们总算达成了一点共识，就是边红旗最近就回家，把婚离了。但是怎么回去是个问题。外面传闻，北京居民外出受限，很多地方都在歧视北京来客，担心他们把非典也顺便带过去。据说有个在北京打工的小伙子刚回老家，又被村里人赶了出来，村领导找了几个壮汉，硬是把他拖到了村子外面，从公款里拿出几百块钱，让他想办法再回到北京去。更有甚者，地方上的领导公开通知客居北京的人，不得随便返乡。我一个朋友告诉我，他们那地方的火车站贴了告示，凡有举报北京来客者，每个奖励人民币五百元。能不能回得去，这是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在途中避免病毒感染。汽车火车都不保险，飞机更难说，空气流动差，感染的机会更多。

　　"那怎么办？"沈丹说。

　　"什么车都不能坐，自行车还不能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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