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96)

九十六

　　我的老朋友王瑞从美国回来，被我抓差去沈阳鲁迅艺术学院的暗房把辽宁省的作者的底片统一放大。

　　中秋之夜，我从广州飞太原，凭窗外望，一轮明月高悬，奇的是，下面不知是哪座城市，连片的灯火与明月争辉斗璨。我此行心情不错，一是《中国人本》影展已经有了大模样；二是我此行是去参加第三届平遥摄影大展，我们fotoe又策展了《南方十八人》影展，这次主办方把棉织厂最好的展厅给了我们。我和王瑞还应邀担任大奖的评委。

　　这次我只提前了三天来到平遥，一走进设在棉织厂办公楼里的装裱车间，老工人们和李德都欢叫起来。他们告诉我：“我们早就在议论了：安哥怎么还没来呀？”这次，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作装裱了，好在我们有深圳的两个小伙子——魏壁和罗凯星很能干，还有广东美术馆的装裱师窦天炜也奉派来平遥实习和帮忙。这次，我又叫上安晓亮师傅帮我们装灯和布展。

　　大展开幕前，我们的人马都到齐了，连家属和朋友在内有二十多人。我们包了一个两进的四合院旅店，旅店名叫“东来顺”。解艳、曾冬梅、陈新宇、小邝还有蔡涛的太太刘端玲等女将忙里忙外地招呼，那几天晚上的PARTY（派对）可热闹了。有一天晚上，阿兰·朱利安还把老外嘉宾们都叫过来了，我们的年轻人都练开了外语，只有我不会说。

　　作为评委，我和王瑞要在头两天把近百个展览都仔细看一遍，还要作记录。工作量够大的。不过我收获也不小，发现了不少可以编进《中国人本》影展的作品，也认识了好几个很有才气的年轻摄影师。作为评委，评选奖项的过程需要保密，但是，我想在此提醒年轻摄影师的是：影展与在媒体上发表作品不一样，你不仅要考虑摄影作品拍得怎么样，还要考虑照片制作得怎么样，照片装裱得怎么样，最后，还要考虑展示方式和作品编排的水平。

　　从平遥回到广州，我就开始盯在电脑旁指挥修图技师修图，一干就是一个多月。在修图的过程中间，我突然想到这601张图片如果要平铺直叙地展出来，会让观众很累。于是，我跟少秋商量，把它们分成几个部分。我想到：我们选片的时候，读取图片中的信息有几个切入点，例如：时代特点、情节、生产生活方式、欲望等等，最后我们把影展分成四个部分：“时间”、“欲求”、“生存”和“关系”。其实它们又是分不开的，我们只是给观众一个切入的视角。在具体分类编排的时候，我们把所有图片都打成小样，把它们在会议室的桌子上、地上铺开，反复地对比、归类、编排，使它们能相互呼应，构成一定的起承转合。这工做越做越有意思，更深地体会到摄影语言的丰富性。

　　影展差几天就要开幕时，有些底片才刚刚收到，已来不及送北京去放大了，于是我就在自家暗房里放大制作，干了几天。

　　好在美术馆布展人员非常专业，效果非常大气。我在旁边都插不上手。只是在贴图片说明的时候，我才忙了一阵。比起我们在平遥摄影大展上布展来，我轻松了100倍。不过，最后有一点遗憾，就是在设计人员在选出一些放得很大的图片的时候，绝大部分都是选的农村题材的，城市题材的几乎没有。

　　咱们干出了一个“壮举”

　　2004年6月，《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影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的时候，在研讨会上有个学者叫汪民安，他评论说：他的女儿刚出世不久，他很担心在这么复杂的社会，女儿以后如何生活，但是看了影展之后，对女儿今后的生活有了信心。因为他在影展中看到了中国人生活的智慧。

　　影展结束以后，在收藏费问题上，有些作者有了不同看法，有的朋友还开玩笑地对我说：“安哥，你500块钱就把我们给卖啦！”我向他们解释：国家级美术馆收藏其实是艺术家很大的荣誉，而且这些收藏品已经成为国家的文物，它们将永远不会进入市场，和金钱没有关系了。纪实摄影当年是一个很寂寞的事业，以前这些片子也很少有地方发表。即使是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一个艺术家有多少作品被美术馆收藏，对他的“身价”的影响也很大。何况这次广东美术馆主办的大型影展，也是对我们在纪实摄影上20年追求的梳理和总结。另外，很多纪实摄影作品不一定有市场价值，但它们有历史价值。它们跟那种纯粹艺术作品不完全一样。

　　其实，投资艺术品也是一种风险投资，它是否物有所值就要看这些策展人和画廊对艺术家作品的识别能力了。就我所知，纪实摄影师的主要生活来源是靠媒体的稿费和工资，至于有些纪实摄影师被承认为艺术家，那和他的艺术和文化修养有关，和他一生的作为有关。因为纪实摄影还需要经过时代和历史的筛选和考验。

　　另外，我要向全国的朋友们说明的是：本来我们策展的目的跟市场的关系并不大。在250个作者当中，既有名家大腕，有老前辈，也有许许多多发烧友，甚至是各行各业的人，年龄跨度从20多岁的到80多岁的都有。尽管他们在艺术市场上的“身价”不同，但在我们这次《中国人本》影展中，顾名思义大家都是平等的，只因我们有共同的追求，才走到一起来的。而且我们选片时有个原则是：那些名摄影师的名作，或已经传播得很多的作品一律不选进来，因为那些作品在传播的过程中已经或多或少被附加了政治的或市场的种种信息。从这点来说，我们在策展中，“曝光不足”的概念还仍然保持着。
　　通过这个展览，我们也定义了中国纪实摄影的概念，这也是一个旗帜，旗帜上写的是“民间”。所以我在柏林摄影博物馆的《中国人本》影展的开幕式上讲道：“在20年前，1986年，在广州陆续有7个‘大鼻子’艺术家相继出现在我家和我的朋友家的客厅里，他们希望与中国的民间艺术家面对面地对话，于是我们就用幻灯和录像相互交流艺术。在一次这样的聚会前，我通知每一位广州艺术家从自家带来一个菜，我和我的太太为大家准备了煎饺子。‘大鼻子’女士是一位录像艺术家，她带来了一瓶酒。那一顿晚餐十分丰富，十多个朋友在我家的14平方米的客厅里，每人端着一个盘子……我们那7位‘大鼻子’朋友有6位来自德国……20多年来，中国民间的空间越来越宽松，中国民间的纪实摄影也越来越丰富……”我的发言得到了德国观众的热烈掌声和欢笑声。我认为：这民间的视角，可能是我们影展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我们这250位摄影家的601张作品已成为了国家的艺术品收藏。它们将受到长期精心的保护，永远不会沦为商品在市场上流通。随着《中国人本》影展不断在国内外巡展和传播，我们每一位作者的荣誉也是弥足珍贵的。台湾的著名摄影教育家、策展人吴嘉宝甚至说这个影展的收藏将是广东美术馆的“镇馆之宝”。哥哥不是吹牛皮，咱们大家不小心干出了一个“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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