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80)

八十

　　也是1988年的7月，我的好朋友侯德健（台湾著名歌手）的老爸侯国邦从台湾来。他是台湾老兵，要回阔别40年的老家探亲。我跟着他老爸去四川省巫山县月池乡。月池乡在与神农架只一墚之隔的大山上。全乡有侯氏家族两百多口人，久别重逢，乡亲们把侯氏父子前呼后拥地迎进村。少小离家老大回，侯老先生自然要去拜见三姑六婆、童年玩伴以及他家的童养媳。人家都已儿孙满堂了，侯老先生还不好意思呢。白天走家串户、拜山祭祖都要爬山，乡亲们给侯老先生牵来一匹马骑。

　　老人家骑在马上一边兴奋地看着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边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了许多从前的故事。他告诉我们：他父亲晚年的时候已颇懂风水，为了使侯家的后人能出现一个名人，他在一位路过的异人指点下为自己选了一块坟地。他在遗言里告诉后人：他这块坟地是一块险地，虽能使侯家出一个名人，但也将使侯家灭九族，只旺第三家。到如今他的这些话都应验了……

　　到晚上，他们老人家有说不完的话。我们很早就睡了，朦胧中听他们说的都是40年风云变幻中的家长里短和恩恩怨怨，不时发出唏嘘声和啜泣声。最后侯老先生总是这样劝大家：“过去的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的，每个人、每一家都是各有各的难处……”

　　有一天晚饭后，侯德健坐在门槛上对着他老爸唱：“喂，老张……姑娘、新娘还不都一样，前前后后都嫁给你老张……过去年轻生气的排长，就是你——现在的老张。只相片旧了，有点发黄……”

　　在那一个星期里，我除了拍照和采访之外，还当他们的大合影摄影师。而且我觉得这大合影越拍越有味，每一个人的表情、姿态、服饰以及周围的景物都在叙说着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心态；每一个人都直视着镜头，让我感到一股冲击力。这拍摄大合影的过程就像是一个仪式，凝聚着他们对亲情对生活的庄严认同，甚至连主人的狗似乎都感到了这庄严，见主人排好队，它也面对镜头站好。

　　我对我的大合影有了新的认识：本来这似乎是从摄影术刚一发明就有的最老土的形式。但我既不是在照相馆里拍的，也不是到此一游式的纪念照，我注意关照了他们的生活场景，并努力捕捉能表现他们之间关系以及他们与生活环境的关系的细节。同时，他们与我在拍照之前已形成了某种关系，相互有了一些认识，并通过摄影有了来往，这就像是一次行动艺术过程。作为记者，我在这一家家、一群群的人的大合影中，也记录着这国家、这时代。如果说我家的大合影是一个中国家庭半个世纪的缩影，那么我这20年在全国各地拍的大合影，则是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的缩影。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世事沧桑、恩怨情仇在这百多年来几乎重现一遍。百多年来，只有近20年是中国人能休养生息的时代，但愿这时代能绵长……

　　⒓ 赶上广东报业大变革

　　“南会、北会”

　　1994年9月，我告别香港奉调回广东，香港朋友们在《中国旅游》画报社为我举行了欢送会，席间他们都纷纷表示，希望我今后能介绍更多的大陆同行与他们交流。

　　1995年1月，由蛇口的张新民策划，广州、深圳和香港的年青摄影家40多人，在一个星期六下午齐集深圳蛇口开发区的天文馆。大家轮流把自己的作品用幻灯机投影到天幕上，过片声、讲解声，还有阵阵掌声，一个人接着一个人……7点多了，大家肚子都饿了，但仍欲罢不能。大家一起去厕所撒泡尿，到走廊吸支烟，又静静地坐下继续观摩，鼓掌……到8点半了，交流会才结束，东道主张新民把大家请到一家饭店吃饭。新朋旧友欢聚一堂，张新民乐得把长发不断地向后甩，香港的余维健把自己拍的广州火车站照片给大家传看。饭后，大家又在酒吧谈到12点。酒吧关门了，我们又回酒店接着聊，直到深夜4点……香港专业摄影师公会的前秘书长曹鸾姿小姐提议：以后我们每年都要像这样举行一次聚会。于是大家商定：1996年在广州，1997年在香港，1998年去台湾……

　　有一天，《羊城晚报》摄影部请来了我的老朋友——《中国青年报》的贺延光和《中国日报》的王文澜来广州开座谈会。我们三个分别放了自己的作品的幻灯。他们还将开放改革以来中国新闻摄影界的改革和进步作了比较全面的回顾。

　　那一年，广东省新闻摄影协会改选，大家把我也选进了常务理事，还让我当副秘书长。开会的时候，会长欧阳西对我说：“安哥，咱们广东的新闻摄影这几年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全国的新闻摄影比赛里也多次获大奖。据说令北方的和中央的同行们刮目相看，但咱们的影响还不大。你在全国认识很多朋友，能不能组织一次在全国有影响的活动。”我告诉他：“您这个设想正好与我们在蛇口聚会时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他又问我：“大概需要多少钱？”我说：“有两万就行！我们吃盒饭，打地铺。路费自理……”

　　我们设想，这次交流活动以报道摄影和纪实摄影为主（影展因经费问题没搞成），活动形式还是以放幻灯为主，座谈讨论以自由结合的形式进行。只要能结识到知音，观摩到好片子，交流活动就能成功，而经费不足，可以本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精神来将就，哪怕吃盒饭、打地铺都行。

　　会后不久，《粤港信息日报》的摄影部主任宋布军找到顺德港口机械厂赞助了4万元。老宋也是个老知青，比我小4岁，他话不多，但是个很实干的人。人们把摄影记者的镜头形象地比喻为用第三只眼看世界，老宋的额头印堂上还真有一道挺深的竖着的皱纹，像二郎神似的长着第三只常眯着的大眼，难怪他是我们行内的佼佼者之一。他五大三粗的身材，留着大胡子，挺着不小的肚子，常穿着摄影背心，背着摄影包，忙忙碌碌地采访着大大小小的新闻事件。依我的经验，中国的壮汉往往心细。老宋就很典型，他总是默默地在幕后很细致地做着大量的工作。

　　这次活动就由广东新闻摄影学会主办，《人民摄影》报协办，《粤港信息报》承办。名称叫“96中国报道摄影交流会”。会议在《羊城晚报》社举行，晚报招待所两层楼的所有房间都被我们全包下来。后来在举办活动的三天里，我们只吃了一次盒饭，还是因为活动的时间太紧凑。广州的各大报刊都抢着请大家聚餐，宴开十来桌，餐餐有好酒。许多大报的老总也亲自来举杯道贺，这是我当初想不到的。事后我才想明白：那时候，广东的报业正在酝酿走上市场经济的改革。没过多久，广州和深圳成立了五大报业集团，各报都要扩充版面，对新闻图片的需求也大大增加。难怪他们都积极地与各地来的摄影师拉好关系，看来，我们是喝到了媒体改革的“头啖汤”、“头杯酒”。

　　在筹备阶段，我们向内地和港台有成就或有作品的朋友发出40多封邀请信，我还打了2000多块钱的长途电话，得到了大家热烈的响应。开幕的时候，共来了省内外的摄影家80多位，台湾5位，香港20多位，辽宁、山东、北京、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四川、浙江、上海、江苏、贵州、云南等内地14个省的摄影家30多位，我们广州和深圳的摄影家有20多位。大家都按我们的要求带来了自己作品的幻灯片。

　　在1月19日至22日的三天多的时间里，大家白天就在羊城晚报社轮流放幻灯、观摩作品。本来规定每人20张，我自己带头破坏了纪律，大家前后共放了2000多张幻灯，幻灯机超负荷运转。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准备了三台幻灯机，坏了一台就立即换上一台。用坏的幻灯机由华南师范大学的老师宋开国立即拿去修。三天里，这三台幻灯机都修过了，其中就有我的那台“心肝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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