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71)

七十一

　　那时候我已经办好了奉调到香港旅游画报当编辑记者的手续，所以我有时间提前一个星期到北京去帮助筹备展览。到了北京我才知道，其他三个人的作品还都没有放大。于是我就到和平里林业部宣传科的暗房帮助师傅给他们放像。那三位作者是山东的钱捍、湖北的金涌和天津的仇伟军。在影展开幕前两天的一个晚上，所有的作品都集中到我爸家。当代摄影协会的杨绍民、贺延光、王文澜、南康明、陈小波和金涌等都来了。大家把所有的作品又重新筛选了一遍。

　　那天晚上，金涌就住在我家，我们聊了很多。他的展品中有一组照片叫《法盲之死》。拍的是一位妇女因怀疑另外一个妇女和自己的丈夫有私情，就把对方杀死了。在一个山间公路边，由法警对她执行枪决，周围有很多乡亲在围观。这组照片在国内引起很大的关注。我对金涌说：“你的镜头正对着跪在法场的主人公，她愤怒的眼光直视镜头。这样拍摄出来的照片太残酷了，这应该是法警的拍摄角度，而不是记者的角度，缺少人性的关怀。”他当时也接受了我的意见。还说他很后悔没有拍到一个更重要的场面：在枪声响过，人群散去，女犯的丈夫坐在妻子的尸体旁，面对夕阳西下的远山发呆。当时金涌也和人群一起离开了现场，而女犯的丈夫还要负责收殓他的妻子。

　　影展的开幕式很隆重，也很热闹。不仅北京摄影圈的朋友都来了，而且我的中学同学、西双版纳的知青朋友们也都来了。我还把我的父亲和王开平的父母亲都请来了。展场就在天安门广场旁边，各地来的游客见到我们的大海报也都来了。

　　影展期间，新华社摄影部请我去放了一场幻灯。那时候，新华社摄影部有一批大学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他们现在已经很出名了，有陈小波、曾璜、唐师增、刘宇、黄文等。八年以后，我在北京再次与他们见面时，他们都很热情地向我讲起当年看了我的幻灯作品的感受。刘宇说：“当年我们看了你的照片很新鲜——原来新闻照片还可以这样拍呀！”

　　影展结束后，当代摄影协会接着举办了“北京国际摄影周”，与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位摄影师和北京的数百位摄影师。我又见到了许多老朋友，也认识了许多新朋友。“陕西群体”的胡武功等人兴奋地向我讲述了他们刚刚成功举办了《艰巨的历程——中国摄影四十年》影展的情况。胡武功告诉我，当他重新观看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假照片（例如把几个农村姑娘摆布坐在“丰收的麦穗”上拍的宣传照片）的时候，他突然觉得那些照片并不假。相机的镜头是一个双面镜，它既可以看到镜头前面的荒诞场景，也可以看到镜头后面那个时代的人们虚狂的心态。

　　侯登科听说我将奉调去香港工作时，劝我不要去，说：“你停下在广东的拍摄太可惜了。”我说：“你和吴家林，一个是关中的农民出身，一个是云南山里人。你们长得就像老农民。虽然可能我比你们干农活的时间都长，但是，论拍农村，我拍不过你们，因为那里是你们‘吃奶’的地方。我的‘吃奶’的地方在城市，而城市的变化太快了，这逼着我要学会‘大隐，隐于市’。在嘈杂的城市生活中，还要保持平静的心态，去观察、拍摄。但我还是相信，最后还要看我能不能拿出‘吃奶’的劲儿。”

　　北京国际摄影周期间，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纪念摄影术发明150周年》大型国际影展、荷兰新闻摄影大赛的影展，还有美国联系图片社的影展。影展中的作品异彩纷呈，参观影展的人多得不得了，展板有好几次被挤倒了。我和侯德健从熙熙攘攘的影展里挤出来，走在天安门广场上，兴奋地讨论着，侯德健突然冒出一句话：“安哥，你觉不觉得北京的气氛很躁？”我想了想说：“是啊。”没想到，半年之后，北京就发生了那么大的事件。

　　参展的国外摄影大师们的幻灯讲座一个比一个精彩，让我们大开眼界。这次摄影周请来了美国联系图片社的众多世界著名的摄影师，我们国内的与会摄影师分成若干个组，每个组由一个外国摄影师带队，每人发8个胶卷，去拍摄北京，我参加的小组组长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编辑。胶卷冲出来以后，我们轮流拿给组长看。当轮到我的时候，我找到翻译要告诉组长我拍的是什么，他挥手制止了我。只见他拿起放大镜，对着灯箱一张张地仔细看我的底片，不时用红笔勾着。看完了全部8个胶卷以后，他把勾出的底片，一张张地讲出他的意见。他讲得头头是道，不仅指出画面里主角的位置、动作和细节的处理哪里还不到位，还告诉我：如果当时能往前点，或往左一点就更能突出主题……选片的过程给我很大的启发，他读图的能力让我非常佩服。在此后的20年里，我也不断地用这种方法来编辑自己的图片，在做编辑工作时也这样挑选其他作者的作品，在这过程中，也训练了自己的读图能力。

　　在最后的一次大会上，这些国际大师分别作了演讲。在与大家对话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金涌站起来请联系图片社的总编辑普雷基对他的《法盲之死》进行讲评。普雷基说：他不了解这组图片故事的全部内容，不想评论。但是金涌仍滔滔不绝地讲：那照片中被执行枪决的农村妇女是由于不懂法律而杀了人。普雷基说：“这种情况在我们美国是不会被枪毙的。”这句话引起我们全场的掌声。这时，金涌还在固执地想请普雷基对他的拍摄给予评价。在这尴尬的时候，美国联系图片社的著名摄影师大卫·伯耐特就站起来说：“我们摄影记者的力量很小、很小、很小……我们只是希望那些权利过剩的人，收敛一点；让普通的老百姓，更坚强一点。”全场爆发起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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