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64)

六十四

　　第二天，伍时雄带他们去广州美术学院和院方讨论做托马斯的展览，并邀请他在学院讲学，美院很快就答应了。一年后，香港歌德学院为托马斯印好了画册，画册的前言是由广州美术学院设计系副主任王受之写的。香港歌德学院的院长、托马斯和另两位女纪录片摄影家一起来到广州美术学院讲学并举办他的展览《万像图》。影展的开幕式很隆重，我也给托马斯拍了很多照片。我的照片和沈宏菲的文章在《南方周末》上登了半个版。开幕后的第二天，托马斯等人和我们广州的摄影朋友，一起到李伟平家里放幻灯，我们把每个人的几十张照片放给他们看。这次交流，李伟平找了一个英文很好的女孩来做翻译，大家聊得很开心。这时我才发现：托马斯其实也会笑，他的严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害羞。他们对我的照片给予了很多赞美之词。托马斯还说虽然我们两人的作品不是一类风格，但他认为我的纪实照片是“世界一流”的，这让我挺得意的。

　　第二个来广州的是一个德国的画家，叫阿尔弗利德·哈格多恩（AlfriedHagedorn）香港歌德学院也给他印了画册，也在美院做了画展，也和我们民间艺术家做了交流。那个画家是抽象派的油画家。第三个来的是意大利的摄影家，他叫麦朗，是荷兰佳能画廊的艺术总监，他带了当代西方摄影作品的幻灯，于是我们介绍他在广州美院的阶梯教室搞了一个讲座，教室挤得满满的，那次的翻译是现在很有名的学者，叫王受之，他做翻译简直太棒了，像是同声翻译一样。麦朗的讲座非常幽默，他介绍的那些西方当代艺术摄影，我们看了非常震撼。讲座完了以后，大家也不愿散去，不断提出很多问题，有关西方艺术发展方向的问题，有关西方人对中国艺术的看法的问题。麦朗这个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就是不同，很豪放，说到高兴处手舞足蹈，最后一屁股坐到了讲台上。当有人问他有关意大利的黑手党的问题时，他讲了自己的一个故事：他曾经在大学里结识了一个女朋友，那女朋友的父亲是黑手党，有一次他放学回家走向自己的汽车时，汽车突然在他面前爆炸了，于是他再也不敢跟那个女朋友来往了。

　　第二天我们还一起去李伟平家放幻灯，在经过广州火车站广场时，麦朗掏出相机去拍广场上的人群，他刚拍了几张，就被广场上的人群围观。他也没办法再拍了，于是他把前一天美院老师李正天用他那苍劲的书法为他的讲座写的海报展示给人们看。大家来到李伟平家，放幻灯时要把窗帘放下来遮住光，屋子不大，空气越来越热。汗流浃背的麦朗把上衣也脱掉了。他看到他不喜欢的照片就叫着：“快过！”轮到我放幻灯时，几乎每张相片他都站起来哇哇叫着，在屏幕上指手画脚地讲着：这里好、那里好。我真觉得遇到知音了。后来，广东画院的林墉先生又请他在广东画院给美术家们做了一次讲座。

　　到那年秋天的时候。又来了一位德国的女录像艺术家，她个子不高，瘦瘦的，灰白的头发，年约40岁，带她来的是香港摄影家宋汉光，他们住在花园酒店。李伟平告诉我，她希望和广州的民间艺术家交流，只要有放录影的设备就可以。正好我家有彩色电视机和录像机，于是我们就把活动的地点定在我家。白天，我骑车去通知我们南方艺术家沙龙的艺术家们，还通知大家每人带一个菜。那天傍晚，来了十几个人，有我们摄影的朋友黑马、李伟平、邹伟康、沈宏菲，美术学院的老师李正天、杨尧、沈军、司徒棉、王受之以及画家林墉等。

　　那天我家里准备了煎饺子，大家带来的十来个菜摆了一桌。在我家14平方米的客厅，十多个人每人端了一个盘子，德国艺术家还带了一小瓶洋酒。吃过晚饭，就开始放她的录像作品。她的作品非常前卫，我看不太懂，但是挺好玩的。有一个作品是她把录像机架在一个广场的树丛里，开启了录像机后，她走进画面，一个一个地抬了四根立柱支好，然后用绳子把立柱围成一个方形，她自己面对镜头站在方框中间，一动不动。周围的行人好奇地走过来看一看，又走过去看一看，各种各样的表情……这部片子就结束了。还有两个作品都是她在家里化妆后自我表演，有些荒诞，有些神秘。之后我们也放一些我们的幻灯作品。林墉那时已经是广东画院的领导了，他又邀请她第二天去画院做了一次讲座。

　　她在广东画院做了一个讲座之后，我们一起参观了林墉的画室。那时林墉刚从巴基斯坦创作回来，带回来一部很小巧的录像机，他拿出来展示给德国女艺术家看，并且请她用这部录像机拍一个作品。这个女艺术家就拿起录像机对着林墉的面部，开机以后逐渐下移，镜头从头拍到脚后，她又把录像机翻转身，倒着从脚拍到头顶，于是这个作品完成了。林墉还请我们吃了一顿大餐。

　　这些西方艺术家带来的西方当代艺术作品，我们由于缺乏相关的背景知识，对其中的很多作品还不太理解，但是大家都觉得大开眼界。这应该是“文革”之后，国外当代艺术家与广东艺术家最早的面对面接触。他们带来的作品后来陆续在《现代摄影》杂志刊登了。

　　1985年，我们广州的艺术家经常有这样的活动，除了美术学院和画院的艺术家们之外，还有舞蹈家马游、杨美琦，诗人记者沈宏菲，哲学家廖雨兵，当代艺术家王度、林一林、陈劭雄和平面设计师张小平等人。我们还有一个松散的组织叫“南方艺术家沙龙”。

　　1987年，我去云南老山前线采访的时候，也带上了我的幻灯机。在野战工事的山洞里，我给官兵们放了一场幻灯。从老山前线回来，我们绕道去了西双版纳。在景洪，我参观了一个思茅地区的版画展，认识了几个思茅的年轻版画家，我们聊得很投机，于是约定当晚在景洪宾馆的房间里，我给他们放幻灯。那天晚上，房间里挤得满满的，其中还有几个外国小伙子，蓝眼睛、黄头发，他们是来西双版纳旅游的。放幻灯时的气氛同样是那么热烈。

　　当我放完幻灯，人都散尽以后，突然又闯进来一个日本小伙子。他不会说中国话，我们用纸笔进行笔谈。他告诉我：他的朋友们回到房间以后告诉了他刚才我放幻灯的情况，没有看到我的幻灯，让他很遗憾。他还告诉我：他曾在《朝日新闻》当过记者，我们是同行。他非常想看我的幻灯作品。于是，我又单独给他放了一场。放完幻灯，我们在笔谈中，我告诉他：当时在中国还很难见到国外摄影大师的画册……没想到，他回到日本，很快就给我寄来了三本画册。一本是《朝日新闻报道写真集’87》，还有两本是日本摄影大师土门拳和东松照明的摄影画册。这位日本小伙子的名字叫丸田雅信，他家住在大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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