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61)

六十一

　　赡家汇款、三来一补、打工潮

　　80年代初，我们家小萍很喜欢自己做衣服，她给我们女儿做的衣服可漂亮呢。那时候经常有海外的亲戚回国探亲，给我们带来很多国内少见的印花布料。薛永康移民香港以后，先是送给我一副塑料镜片的太阳镜，戴起来既轻又够派，这可能是最早进口的“舶来品”。我们给我女儿戴上拍了一张照片。后来在《人人影展》上展出的时候，我起的题目叫《新观察》。

　　1980年的一天，有朋友带了广东省外贸公司的一位干部来我家，因为他听说我家有许多华侨亲戚，我爸又是作侨务工作的，所以希望我介绍一些港澳、华侨的商人来广东投资。没过多久，我就通过朋友给他们介绍了一位索尼电视机的代理商来谈在广州设立维修点的事。那时候，国家规定每个港澳和华侨同胞回国探亲可以免税带一部电视机和一部录音机。但是当时国内还没有外国品牌的电视机维修点。他们这单生意很快就谈成了，维修点选在广州人民路。

　　维修点开张那天晚上，那位代理商给我家送来了一部21寸的彩色电视机和一部随身听，我们高兴极了。小萍还买了一块深红色的呢绒布，缝上黄色的花边，盖在电视机上。我们家原来那部26寸黑白电视机就给我弟弟了。没过多久，我们家邻居老马调香港工作以后，又帮我们买来一个日立牌的电冰箱。为了给女儿洗尿布用，我们还在北京路的太白商场花了498元买了一部日立牌洗衣机。于是，我们家就现代化了。

　　广东临近香港，尤其中山、顺德、东莞这些县离香港和澳门很近，那时发明了一种鱼骨天线，只要架得高，瞄得准，就能收看香港电视。后来政府又觉得太自由化了，多次命令禁止，但屡禁屡不止。一方面是因为内地的电视节目还官腔十足，不好看；另一方面，当地干部私下说：香港电视节目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内容，老百姓每天晚上都追着看香港的电视连续剧，社会治安都比以前好。我认为，电视对两地的观念沟通很有帮助。后来大批港商涌入珠江三角洲，与这里的人文环境沟通顺畅也有很大关系。一直到了90年代有了有线电视，大家就都可以看香港电视了，鱼骨天线才逐渐消失。

　　香港四邑会所是最早在中国开放之初组团回乡观光、考察和投资的爱国社团。我曾多次随团采访。那时候，他们的家乡——江门、新会、台山、开平和恩平的地方政府，在盛情款待他们的餐桌上摆满了大鱼大肉。由于这些“港澳同胞”们都不会喝烧酒，于是，给他们摆上了从香港进口的啤酒，但是桌上用来喝啤酒的杯子还是小酒盅。没过两天，不少客人由于吃不惯这过分油腻的食物而闹肚子，连我这长期缺少油水的肚子也受不了，在西双版纳由于年年都拉一次痢疾而落下的结肠炎又犯了。

　　自从1958年至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之后，我们中国老百姓已经很难奢望过上像《水浒传》里好汉武松那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日子，可如今，这样的日子终于来了。我经过多次大鱼大肉的“考验”，慢慢学会了“控制饮食”，也算是“因祸得福”吧，我的体形至今仍很“苗条”，体重和我上中学的时候差不多，没有发胖，没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等等“富贵病”。

　　有一次，我随香港顺德同乡会回乡观光采访，在新建成的顺峰酒店金碧辉煌的宴会厅里，盛大的欢迎宴会即将开始，突然，从门外闯进一位赤着脚大声呼叫着的中年壮汉，亲热地搂住一位坐在贵宾席上穿着西装革履的客人。很快，他们两个人就旁若无人地谈笑风生，一坐一站，那壮汉双手撑着椅背和餐台，赤脚很自然地轮流向后翘起，在裤腿上蹭着脚上的泥……可惜我当时忘了拿起相机，没能把这久别重逢的一幕拍下来。

　　梅县是侨乡，有很多华侨不远万里回老家，广州到梅县的公路都是土路，颠簸得不得了，从早到晚要走十几个小时，而且车里没有空调，一路上，老人家们历尽千辛万苦，天黑才能到，到了家乡后浑身像是个土人了，一路的风尘都落在脸上。后来为方便华侨回家，梅县的一个简易军用机场就向民航开放，可以降落可载二十几个人的小型客机。每天，四乡的老百姓像赶集一样，一清早就赶来看飞机，盼亲友，很是热闹。穗港直通车开通以后，广州火车站出站口，每天都被来迎接香港、海外来客的人群围得水泄不通。

　　1981年，我曾奉派去佛山地区采访广东省侨汇工会议。会上，人们说的许多关键词：“侨眷”、“侨汇”、“侨批业”、“赡家汇款”，还有“侨房政策”等等，是我小时候常常在睡梦中听到我妈和我爸在客厅里激烈争论的词。现在听来有种莫名的亲切感。会后我将会议讨论的问题综合起来，向总社发了一篇“内参”稿。侨汇就是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的赡家汇款，在国家的外汇收入中占很大的比重。可是，自从国门开放以后，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出入方便了，还可以免税带很多国内紧俏的商品回家，如自行车、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录音机，甚至是汽车。侨眷们还可以转手把这些商品高价卖给别人，这样，家里建房的钱就有了。于是，侨乡的侨汇收入就急剧下降。

　　为了鼓励侨汇，地方上制定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其中有一项政策是允许用侨汇购买机器设备办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厂，用以解决侨眷的就业问题。刚开始，政府规定，私人办的工厂只能最多雇五个工人，不算是剥削。后来是十个、二十个……再后来，外来投资办的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地在珠江三角洲遍地开花，本地农民也纷纷“洗脚上田”，进了工厂。我在中山县的一个工厂拍的一张照片里，一个胖娃娃爬在地下玩儿，他的妈妈打着赤脚在工作台旁干活。看来这胖娃娃是跟着妈妈从田边来到了车间。

　　我想，如今我妈妈应该放心了，过去她设计的侨汇政策只能解决侨眷的生活问题，如今在市场经济的大潮里，侨汇成了侨眷们生产自救、发家致富的“第一桶金”。

　　我妈半身瘫痪已卧床六年了。她失语、失明，但头脑清醒。组织上给她平反的时候，她哭着唱起了没有词的《东方红》和《国际歌》。来看望她的人们说：“你妈妈的嗓子真好。”

　　1983年，我曾去东莞采访，那里到处还是一片水乡景色，农民出门就划船，傍晚收工的时候，他们划船回到村头就纷纷跳进河里游泳、洗澡。难怪那时东莞是全国有名的“游泳之乡”，许多游泳冠军都来自东莞。东莞县靠近香港，有不少港澳的商人开始在这里投资办厂，办厂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概括来说，叫“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组装和补偿贸易。有大批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进入工厂做各种工，有织毛衣的、手工制作灯笼的、组装手表的、服装加工的，在车间案头常见到挂着一顶顶当地客家妇女戴的有黑色裙边的斗笠。

　　东莞是个鱼米之乡，当地传统工业主要是制作烟花爆竹，还有用莞草编地毯和工艺品。三来一补的企业越来越多以后，老的企业就越来越少。当时香港的工业也开始起飞，更新换代很快，作为加工区，它的劳动力不足，很多工厂就陆续往大陆搬，利用国内廉价劳动力。

　　到了80年代中期，东莞当地的劳动力不够用了，于是就到粤北山区和贵州、广西等地去招工。我1988年再去采访的时候，当地已经有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的二十多万名外来工了。到了90年代中，更有多达上百万人了，和本地人口一样多了。

　　90年代初的一个星期天，台湾著名摄影师阮义忠到深圳《现代摄影》杂志社去见社长李媚和北京摄影师吕楠。李媚打电话托我从香港帮吕楠买一批柯达黑白胶卷带过去。我们在深圳相聚之后，阮义忠说他想第二天找个传统乡村去拍照，我就向他推荐了东莞的水乡厚街和道窖，第二天他和吕楠就打的士去了。后来我问他那里怎么样，他愁眉苦脸地埋怨我，说我骗他，那里已经到处是工厂和工地，连乡村的影子也见不到。

　　到了21世纪，东莞连田地都很难见到。据说那里的外来劳工已经有上千万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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