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51)

五十一

　　修理工、批林批孔、自由搏击

　　到了1975年的9月份，经过半年多的“待业”，我终于进了广州测试分析研究所当修理工，地点就在河南靠近鹤洞渡口的南石头。能找到这样的工作很不容易，一是我希望去当工人，不愿坐机关，二是我想学一门手艺。

　　研究所里有很多技术员，这些技术员中有不少是从北京大机关调回来的。他们已经三四十岁了，在北京也工作好多年了，北京的机关宿舍按说也不错，但是他们都执著地申请了很多年才调回广州。我们单位那时还没有宿舍，他们都住在自家老房子，有些甚至几代同堂挤在一起，但是他们还是喜欢广州，不愿意留在北京。除了气候原因，主要还是在广州跟港澳和海外的华侨联系方便，他们往往都是侨眷。此外广州的社会和文化氛围和北京不一样，北京的政治空气太浓了，广州这里的市民社会的风气更浓些。这一点，我是在广州生活多年之后才体会到的。

　　机修班人不多，每个人几乎都是不同的工种。我学了修天平。研究所进了车床和铣床后，所里就派我到电影机械厂学习开铣床。我的师傅姓邓，他话不多，而且完全不会说普通话。他是厂里最好的铣床师傅，是八级技工。电影机械厂在六榕寺附近。工厂里是三班倒的，我一直都跟着邓师傅的作息时间。他那种专注干活的劲儿真是让人佩服，他对每一个工件的尺寸是一丝一毫地去量的，那种专业精神透着一种尊严，跟他一起干活我觉得挺踏实。我们那一代很多人回城后都不愿再去爬那渗透在各个行业中的“官本位”的行政阶梯，而想学一门手艺，做扎扎实实能看到成果的工作。很多回城的知青，无论出身如何都愿做工人，觉得这样踏实。

　　跟邓师傅学了三个月后，我回到研究所。把新买进的铣床调试好了之后，亲手设计制作了一个铣头，拿回去给邓师傅看。虽然我那个铣头工作起来还有些震动，但邓师傅还是向其他的徒弟很得意地表扬了我。

　　因为研究所的人员住房都很困难，我们单位在淘金坑开始搞基建，建新办公楼和宿舍楼。那里是广州的老坟场，我在挖地基的时候挖到了一些骷髅和一个玉镯。那玉镯我交给了单位，锁在保险柜里了。据说在“文革”武斗时，淘金坑一带也打死过人。

　　不久，我被单位办公室抽调去宣传“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在墙报上将邓小平的言论与“四人帮”的言论一一对比列出来。很多人看见都冲我笑，知道我不怀好意，但也没人说什么。

　　我工作一段时间就强烈要求回到车间。可能是因为我的心已经跑野了。我还去考了个蹬三轮车的牌照，然后跟着所里的采购员到郊区的新市等地去拉钢材、铝锭，以及各种化学药品。那段时间，我也熟悉了广州的大街小巷。

　　广东和香港有天然的、传统的联系。1976年，广东有很多人偷渡香港。在广州的珠江上，还有大金钟水库上，以及在清远县的西江飞来峡，到处可见背着个球胆或轮胎练习长距离游泳的年轻人。他们都冠冕堂皇地打着响应毛主席“到大江大河里去锻炼”的口号，但人人都知道，他们中的很多人是为了偷渡到香港而做着准备。

　　在广州，除了练习长距离游泳以外，也有很多人练习自由搏击。我由于早年练过武术，想重新捡起武术的功夫。就通过胡龙沙找到海珠区公安分局的警察刘中原，他的样子精明干练，体形健美，对技击格斗和各种枪械都很精通，后来还当上了市公安局的射击教官。通过他的介绍，我们认识了广州重型机械厂的一个叫袁百旺的工人。袁老师是个退伍兵，他在重型厂的师傅叫蔡云，蔡云又是他的业余武术老师。蔡云老师是岭南著名拳师黄啸侠的弟子。那时候，中国的武术比赛和教学都是表演性质的，武术的技击部分是不列入正规的武术教学大纲的。但袁老师偏偏迷上了自由搏击。于是他私下向蔡老师学习自由搏击，又和社会上的一些工友和同好经常聚在一起切磋技艺并收了几个徒弟。每天放工以后，他们就在工厂旁边一间小学的操场上练武。重型机械厂就在我的单位隔壁，于是我们几个朋友也经常去袁老师那里学习自由搏击。

　　我的大弟弟彭安弟来广州探亲的时候，也曾和我们一起练过。他那时病退回到北京，在先农坛体育场拜大成拳的掌门弟子姚宗勋为师。大成拳是民国时代著名的拳师王芗斋创立的，以技击而名闻天下。安弟以前和我一起学过拳，“文革”的时候在北京还学过拳击，有一定的基本功，所以很得姚师傅器重。

　　我们练习自由搏击所用的护具是工厂里用的劳动手套。袁老师还用牛皮做了两个护裆。光是自己人对练嫌不过瘾，袁老师就去约别的圈子的朋友比武。我们比武一般在重型机械厂附近，还去过越秀山、荔湾湖等地，也到过新滘的乡下。那时大家纯粹是以武会友，并没有聚众打架。比武时，两帮人各出数人一对一地轮流对打。我没敢上过，只是在旁边拍照。徐力昕的外号是“老傻”，在中山大学中文系刚毕业，分到《广州日报》当记者。他长得膀大腰圆。虽然视力不大好，但他上场比武还打得挺棒的。

　　有一次，我们这帮人约了另外一帮人，在荔湾湖比武。上场都是单打独斗，完全不戴护具，打得很激烈。其中一对，对方的鼻子被打出血了，衣服也撕破了，还在顽强地死缠烂打。围观的人们也兴奋地给他们叫好打气，我就在旁边抓拍了一张照片。刚拍完，就有人喊：“警察来了！”我们呼啦一下全跑散了。跑到公共汽车站，刚才交手的双方选手还握手告别，对方的选手边抹鼻血边与他的对手说：“下次再打！”

　　后来听说，对方那圈子里有不少人偷渡去了香港，有些还成为当地黑社会的“省港旗兵”。还听说有些人偷渡不成被抓回来了。

　　时隔不久就听说香港拍出了一系列电影，叫《省港旗兵》。我拍的那张照片，成为广州在那个特殊年代的一种记忆。

　　我们袁老师可没有偷渡，后来他的老婆孩子都投靠亲戚移民到美国，他也没有走。在1980年全省举行第一次自由搏击比赛的时候，袁老师是广州市的召集人、教练。他至今仍在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的体育馆里教拳，还是广州新东方武术总会的主要召集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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