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43)

四十三

　　原汁原味的泼水节实际上是一个狂欢节。白天，不论在寨子里还是在路上，人们用大盆大盆的水相互兜头泼去，像是在玩打水仗。到了傍晚，男女老少酒足饭饱以后，敲锣打鼓来到田坝上，点起篝火和土制的烟花，放起高升，通宵达旦地在田坝里跳舞。跳累了就继续喝酒。

　　1969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年以后，政治运动才真正传进西双版纳。傣族的缅寺都被取缔了，很多大和尚不见了；傣人的农耕方式也改成学大寨、记工分。不仅要求他们种双季稻，还要求他们施肥，但是傣族一直不接受用厕所，积人粪尿。他们的生活水平很快就下降了。以前，边民是没有户口的，他们本来可以在中、缅和老挝的边境随便移民的，但这时，也要登记户口，还要交公粮。他们的水果、蔬菜和糖都不准自由买卖了，只许卖给国家，国家收购了油、肉、糖和粮食等物资，一车车拉去胡志明小道援越抗美了。

　　山上的少数民族，有哈尼族爱尼人、拉祜族和布朗族，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还是刀耕火种的。刀耕火种就是将原始森林砍倒，然后烧坝。经过烧坝的土地很肥沃，不用翻地，只用一根竹竿在地上戳上一个个的小洞，再往每个洞中撒进几粒种子，到秋天就可以收获了，产出的稻米叫旱稻。他们也在山上放养一些鸡和猪，男人在白天更多的时候是进山打猎。他们生活比较贫穷，也没有什么文化，有些寨子还有很多吸大烟的，因那里靠近金三角，是鸦片烟的产地。1969年以后，境内的少数民族吸大烟的人就越来越少了。我们农场知青还曾提着烧酒去山寨，帮助他们戒烟。山上少数民族跟边防军的关系很好，因为边防军给他们很大的帮助。

　　1969年以后，大批知青来到西双版纳。有一次，我们宣传队去到我曾参与盖房子的新建农场，为刚来落户的上海知青们作慰问演出。当天下了雨，泥路湿滑，这些新来的上海知青不会走夜路，摔了跟头，有的还滚了一身泥。很多女孩子都哭了。在西双版纳，知青们被蚊虫叮咬以后，忍不住了就抓，天气潮湿，腿上胳膊上抓破的地方就生疮、溃烂、发炎，直至长疮。一站起来腿就胀疼。我们刚来的时候，都有这种经历。那时西双版纳还属于瘟疫区，在澜沧江大桥之前有个检查站，来往车辆都要进行消毒，人也要下车走过消毒池，每个人口里还要喷药水。有很多知青得过瘟疫，比如我就每年都打一次摆子、拉一次痢疾，每次都发烧到40度以上。

　　好在大部分的打摆子和拉痢疾并不会死人。不过，西双版纳有种脑型疟疾却是很可怕的。我们五营五连有个昆明女知青叫林政莉，聪明伶俐，很能干，是个班长。我1971年夏天回家探亲之前，她还是欢蹦乱跳的。等我一个月之后回到连队，队里的人告诉我她去世了，她得的就是脑型疟疾。听说是疟原虫攻进了脑子，堵塞了脑血管。她的坟墓就在我的同学凌瑜的墓旁。凌瑜得的是中毒性痢疾，也是得病以后几天就去世了。还有一种我们以前根本没听过的病叫钩端螺旋体，是一种血液的寄生虫，是通过牛粪污染的水源传染到人身上的。我的同学陈新增就得过钩端螺旋体，发烧40度不退，脑子都烧得有点迟钝了，后来终于治好了。我们那儿还有一种病叫登革热，也是会死人的。

　　原始森林的环境其实是不适合我们这些城里人生活的，它真的是大自然各种生物的残酷竞争的环境。我曾在雨季走进森林，里面很黑，到处有树藤缠绕，那树藤一尺多宽，像大蟒蛇一样盘来绕去，原始森林里的确很恐怖，我只走进几十步就走不进去了，地上的蚂蟥一只只闻到人味就都直直地立起来左摇右晃，一沾上脚，它就钻进衣服里，在人身上吸血。我们上工的时候，身上常有蚂蟥爬上来，不知不觉它们已经吸饱了血之后滚走了，而我们身上的血还在渗着，直到衣服里或者是鞋里感到黏糊糊的，才发现。

　　我虽然在原始森林中生活了七年，但很少见到原始森林里的动物。那些被抓回的穿山甲、大蟒蛇都是在市场上卖的，或是进饭锅的，真正像电影里那种诗情画意的浪漫情调太少了。那时常有从北京、上海派来的医疗队和慰问团到大勐龙来，他们饶有兴趣地让知青带他们去看老傣族洗澡，他们的感觉和我们住在那里生活的感觉其实是两码事。

　　西双版纳密林是我们生活中的大背景，神秘而荒野。各种突如其来的灾难和奇怪的事情发生得太多了，所以我讲的密林是与电影里的密林根本不同的。

　　我舅舅送给我的相机是德国30年代的产品，是135单镜反光相机。牌子是Praktiflex，镜头焦距50cm，光圈2.9。这部相机在西双版纳七年很难有机会用，一是因为难有地方冲胶卷，二是因为工作很累，衣服几乎都有补丁，整天破衣烂衫的，显得很丑，那时候咱还不懂“西方的丑学”，更不懂纪实摄影的意义。我只在西双版纳拍过一些纪念照和风景照。有一次，在北京探亲时碰到邻家大哥哥吴超明，他已经退伍，身体大不如前了。他业余时间沉迷于照相和冲彩色胶卷。他能自己配药，冲洗保定产的彩色电影胶片。他还送给我两筒这种胶卷。我回到西双版纳拍完以后寄给他。他冲好以后又寄给我。在这两卷彩色胶卷里有两三张很好的，一张是我和宣传队的北京、上海、昆明的知青一起爬上大勐龙曼飞龙塔上的合影。当年我们爬上去时，周围杂草丛生，近年那里已成了著名的旅游景点了。当年那卷彩色胶卷直到80年代初，我才在广州的彩色扩印店把它晒出来了，还有颜色。虽然有些褪色，但它比当年的主流媒体上的照片要接近真实一些，给我们的生活留下了一点儿少得可怜的影像。我现在非常惋惜，我当年因为受思想观念的束缚，没有拍下我们更多、更真实的生活。

　　因此，我后来当摄影记者去采访的时候，时时警醒自己：要尽量逼近真实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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