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40)

四十

　　团医院离当地唯一的中学——农业中学不远，我们55个同学里有几个已调去当老师。我的同班同学刘安阳来西双版纳一年多后得了胃出血，胃切除了三分之二，那时也被调到农中当老师。我在住院养伤期间就天天去他那里。那时全国正在准备招收工农兵上大学，上大学当然要参加考试。于是，我就住到他的宿舍里复习功课。每天一起做“文革”前的高考复习题，做完一道题就立即相互对答案。虽然我们已经有六年没摸过这些课本了，但重新拿起来，却觉得更加熟悉了。经过在西双版纳的劳动，好像脑袋更清醒了。

　　刘安阳的父亲是我国有名的地质学家。上次回北京探亲时，我曾到他家去串门。记得他家住在前海北沿12号，门前就对着什刹海，我和安阳游完泳以后，坐在岸柳下和他父亲辩论。我们觉得通过上山下乡将来读书会更好，但他父亲认为年纪大了对培养高精尖的学术人才很不利。那时我和安阳已经26岁了。

　　但没过多久就发生“白卷先生”事件，东北有个张铁生，考试时交了白卷反而成了英雄。于是工农兵大学生的招生就取消了文化考试。能不能上大学，全凭“群众推荐”，当然最终还得领导拍板。我和安阳那一次都没有能上大学。1977年“文革”后恢复高考时，刘安阳和林力都考上了北京大学，那时候，他们已经30岁了。

　　1973年我回北京探亲的时候，我妈交给我一封信，是廖承志伯伯写给北京积水潭医院的一位日本医生的，请她帮我联系住院接手筋。在积水潭医院，医生给我检查以后告诉我：手筋接不上了，只能动手术把指尖的筋抽下来固定在关节上。

　　在我住院动手术那段时间，认识了临床的北京郊区的一位很淳朴、壮实的小伙子，他的右手被卷进铡草机里了。刚住进医院的时候，他情绪很低落，经常看着自己失去右手的胳膊掉眼泪，但随着伤口渐渐痊愈，我们俩聊天聊得越来越投机，情绪也渐渐恢复了。他是个朝气蓬勃，很乐观向上的人。

　　伤口痊愈以后，我的右手中指和无名指的第一个关节能吃上劲儿，但第二个关节一碰就像触电似的发麻，好在食指的筋没有断，否则我就不能按相机快门了。不过，人的适应能力真的是很强的，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尽管我的手筋和脚筋都被刀割断过，但现在除了不能吹笛子以外，几乎什么都能做。

　　我和杨丽萍同台跳舞陈凯歌来蹭夜宵

　　1973年，上级决定把我们五营和六营还有一营宣传队的骨干抽调去团部宣传队。我们队被调去的有八个小伙子。临别的前一晚，舞队的男一号，昆明知青余建新躺在床上兴高采烈地讲着以后的打算，这傻小子完全没有意识到大家愁云惨雾的心情。突然，张瞎子从床上跳起来，隔着蚊帐把余建新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余建新和张瞎子都哭了……第二天一清早，宣传队的二十多人都没有上工。送别的时候，大家都很激动，有的人还哭了，我们帮他们背着行李，一直送到大勐龙的团宣传队，帮他们铺好床才离开。

　　没过多久，我们五营宣传队就解散了。我和张瞎子把留下来的十来个男生和女生安排到机务队、基建队。我被调去营里当青年干事。有时团宣传队需要我时，我也去帮着排演节目。这里我要说一句，无论在营宣传队还是后来在团宣传队，凡是写了入团申请书的，我和张瞎子还有团宣传队的队长上海知青张洛敏都不论出身全介绍他们入了团，前后有十多个。我当青年干事的时候，除了参加打土坯、上山砍柴的劳动以外，主要是做知青的工作，见闻很多留待后面再讲。

　　又过了半年，我也被调到团宣传队当队长，我的同学仲永和当副队长。团宣传队虽然也是业余宣传队，但已经没有生产任务了。团宣传队在大勐龙街子旁的山脚下，一个闹中取静的院子。东西是两排砖瓦房，北边是山，南边隔着一条土路就是流入勐龙河的一条小溪。我见大家无论刮风、下雨、日头晒，在院子里练功排练很不方便，便组织大家上山伐木盖练功棚。

　　我们进山砍树的时候，下起了小雨，我带着男生去砍做梁柱的大树，因为有我们五营的老队员华天礽和余建新等老手，我们很快就把木料抬下了山。我让潘驼背儿带一帮女生去砍一些作椽子的小树，她们走进森林后，蚂蟥马上就爬进衣服，用手掏进衣服里去捉蚂蟥，又当着潘驼背儿很不方便，非常狼狈。不过她们还是完成了任务。

　　练功棚是我设计的。为了不影响舞队练空翻，我让舞队的队长小杨翻了几次，量了高度。中间的横梁距地面要有两米五高，我借鉴预应力的原理，把那两根近十米长的横梁向上拱，顶起支撑中梁的柱子，不仅高而且结实。那两根梁是刚从山上砍下来，很湿、很重，装上去可费了不少力气。打榫鍪、钉码钉等技术活都是我和潘驼背儿一起干的；排练棚周围还装了竹子做的练功的把竿。盖好的排练棚，既宽敞、又漂亮，还带着木料和草排的香味，大家都夸好。这排练棚后来还兼了防震棚。那两年云南闹地震，震中好像在通海、峨山一带，听说死了十多万人。

　　最有意思的是，我们东风农场（也就是二团）有全套的铜管乐器，从小号、长号、大号、圆号到单簧管、双簧管、长笛、萨斯风都有。原来这些铜管乐器的来历还有一段故事。1949年解放军13军在解放南京时，俘虏了整个国民党国府乐队的全队人员，从指挥到演奏员一个不少。他们随即就加入了解放军。随解放大军南下，一直来到了云南。1958年他们就退伍下放到我们农场。这些乐器也就跟着他们来到了西双版纳的东风农场。我们宣传队的指挥和作曲余志刚还有第一小提琴手华天礽等人，曾经去小街的照相馆找过那位当年国府乐队的指挥，向他学习配器和作曲。他老人家那时常背着一部双镜头反光相机到各个生产队给大家照相。我们许多知青的相册里仍保存着他给我们拍的相片。30年后的今天，余志刚和华天礽都成为中国音乐界的领军人物了，余志刚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中国著名的音乐理论家；华天礽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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