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37)

三十七

　　范大成最爱偷懒。有一次挖梯田，那时正好下雨，我们宣传队的任务还挺重，我干着干着，只见范大成躲在树丛后站着半天没动静了，走过去一看，原来他把锄头把儿拄着下巴，双手手指在锄把儿上练指法，身上冻得哆哆嗦嗦的。我气坏了，使劲推了他一把，没想到他竟哭起来，弄得我也不好意思。晚上开大会的时候，我还做了检讨。范大成干活累了，他就跑到傣家寨子里，睡在人家木楼的楼梯口，像个流浪汉似的。因为我们的生产任务很重，再加上一营宣传队也要他去排节目，我们就把范大成送到了一营。不久一营也传出他的一些好笑的事儿：有一次，他觉得排练太累，就在大家喝水的桶里放了安眠药，结果大家都睡了，他就高高兴兴地走到傣族寨子里去闲逛。范大成经常出这些坏点子，当大家骂他时，他又现出一副苦兮兮的样子，弄得大家又生气，又好笑，简直拿他没办法。现在想来，他身体不好，动过大手术，本来就不应该让他离开上海，更不应该让他干重体力劳动。

　　我们五连的老工人大都是在1960年从湖南农村移民来的。我们属于老连队，有很多橡胶林已经可以割胶了，生活条件也相对好一些。宣传队在这里，虽然给连队生活带来许多乐趣，但我们排练节目时，也耽误了许多活计。加上我们唱唱跳跳地搞到很晚，也影响大家休息，老工人开始发牢骚了。为不影响与老工人的关系，我和张瞎子主动要求拉队伍去参加大会战。所谓大会战，就是每年旱季，各生产队都要组织壮劳力到新建连队周围的原始森林去砍坝烧坝，烧完坝还要翻地；到雨季来临的时候，又要在翻好的地里种玉米和花生。收完了玉米、花生以后，再等到年底旱季刚来的时候，我们就在那片山地上挖梯田、种橡胶。我们把五连参加大会战的各项任务包下来，老工人就可以留在队里干活，照应家庭。

　　我们干活的地方，是原始森林，离五连有十里多。那一年，我们几乎有一半的时间都住在山里，在小溪边搭一排竹房子，中间隔开，男女生各住一边；竹床是连着的，像北方的大炕。有一天早晨，在小溪边洗菜的女生惊叫着跑回来，说有一只大蟒蛇在小溪对面望着她。我们几个男生抄起锄头、砍刀冲出去，什么也没见到。烧坝以后，我们在山上翻地，土地被大火烧过以后，是砖红色的，硬邦邦的，锄头挖下去，手振得生疼。我们挖着挖着，张瞎子琢磨出了窍门，地上被火烧过以后有裂缝，我们就用锄头往裂缝上挖，然后一翘，就翻起一大块。这样，工效就很快。我们翻过的地像是乱七八糟摆满了土坯，凹凸不平的。老场长“张大炮”看到以后说这样不行，让我们返工去把土块敲碎。我们正在用锄头敲土块，突然下起了一场大雨。雨水一浇，那些土块立刻就变得松软了。“张大炮”看了以后，立刻改口表扬我们干得好。

　　记得收花生的时候，雨季还没结束。我们从泥里收获的花生还要挑回来。而山路上都是泥，我们连滚带爬地把花生拖回来。谁知几天过后，仓库里的花生都发芽了。但是，花生是国家财产，不能分到各家各户去处理，结果大部分都烂在仓库里了。

　　元旦之前，我们在山上挖梯田，已经干了将近一个月了。最后一天，“张大炮”把全营的壮劳力都调来了，搞“大会战”，创高工效。营里还杀了猪，给大家改善伙食。我们宣传队清晨四点就起床上山了。各自找好了一块坡很缓的山地，点着火把就挖开了。到天亮，大队人马才匆匆忙忙赶上山。那一天，我们干得特快，干到天完全黑了才下山。我们背着行李、扛着锄头、唱着、闹着往五营五连走。有人打开了半导体收音机，正好走到一个山垭口，收音机的信号很好，我们收听到了电台里播的新年的钟声，我记得是《东方红》的旋律。那天大家好像都不觉得累，因为我们创了高工效。那两天，我挖了2米宽、180米长的梯田，和61个1米见方的栽橡胶树的坑。

　　1971年的春节，我们又排演了一台节目。

　　在与张瞎子和宣传队的小弟兄们朝夕相处的两三年里，我身上的锐气涨了不少。那时候我二十四五岁，正是年轻气盛，干什么就有什么的时候。我也再不是乖乖仔了。我也“学坏”有了烟瘾，那时候抽的都是9分钱一包的“等外烟”或是一毛二分钱的“春耕”牌。生产队开会的时候，我还常接过湖南老工人递过来的水烟筒，用手抹一下筒口，把嘴、下巴和半边脸埋进去，“呼噜噜”地抽上几口。

　　京城夜话小道消息

　　1971年夏天，离我上次去北京探亲已经又过了两年了，按农场的规定，又可以申请探亲了。我的申请，领导很快就批了。这一次，我要去江西探亲，父母已到江西进贤县的“五七干校”劳动了。去江西的火车要在株洲转车，车上人不多，每人可以睡一个椅子。我半夜醒来的时候，见车已经停了，灯也熄了，车厢里一个人也没有，好在我的行李还在。我下车跨过几条铁路，找人打听才知道：这是向西车站，要去南昌还得转乘其他火车。我摸上了另一列火车就到了南昌。现在也不记得后来是怎么搭车去中侨委“五七干校”的。

　　“五七干校”在鄱阳湖边，那里是血吸虫病的高发区，还有很多毒蛇。父母早出晚归忙夏收夏种，我白天就跟着拉粮的车到处看看。司机就是原来给廖承志开车的欧国顺叔叔，他性格开朗，路上还不断和我唱样板戏、说山东快书。停车卸货的时候，我们还给老乡们表演，宣传毛泽东思想。我见侨委干部们扛那两百来斤的麻袋显得很吃力，也帮他们扛上几袋。有许多学龄儿童和少年跟着父母来到干校，所以，干校还办了学校，老师就是侨委的干部。这里天高地阔，这些孩子很开心。

　　我爸和我妈住在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房子里。从北京运来的行李没开箱就堆在床底下，把床架得有一米多高。每天早晨我一睁眼，父母就已经不见了，到中午，他们从田里回来，在饭堂打了饭，我们一起吃完饭就睡午觉了，傍晚收工以后，我爸总是和侨委两个原副主任林一心和林修德一起聊天。有时军代表也去和他们聊。我爸告诉我，他以前在马来亚种过田，后来在海南的兴隆华侨农场也干过，再后来还在侨委的农场司工作，来干校之前他买了不少有关农田管理的书，所以从建干校开始，军代表就常来征求他的意见。那时，我爸正为农田机耕道的规划，给他们出主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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