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20)

二十

　　骆小海就是“文革”开始后，在清华大学附中成立的全国最早的红卫兵组织的发起者和命名者之一。他还写了当时很有名的《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一文。

　　1966年5月16日之后，有一天，团中央的一位副主席（我记得他姓王）带队来到我们学校，征求同学们对学校的意见。座谈会正好选在我们班的教室里。那次我发了言，其他班级的同学也都有人发言提意见。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四个教师批判校领导的大字报，北京各大中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校内开始批判“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了。后来中央向各个学校派工作组，我们25中和华侨补习学校好像是最早派驻工作组的。我记得工作组的成员都是军队干部。来我们班的是一位40岁左右的团长，长得五大三粗，是个曾经历战火洗礼的人，他待人很和气。华侨补习学校是跟着侨委参加“文化革命”的，工作组是支持廖承志的，所以学生们对我爸很好。校工作组有一个任务是在学校里揪出“反动”学生。我还曾经到批判“反动”学生李冬民和曲折的会场去看过热闹。

　　7月底，各学校的工作组撤离了，我和几个同学还到北京大学去看大字报，在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之间跑来跑去的北大学生中有不少是打赤脚的。

　　有一天，我们班的几个干部子弟出身的同学叫我一起去天安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很多，有许多学生穿着旧军装。突然，来了一个头缠纱布的人，向人们诉说他们在体育学院被人用皮带抽打致伤的事。于是，很多人便骑着车呼叫着奔体育学院去支援。不一会儿，只见广场中间有一个留着分头，穿着运动装的人被穿着旧军装的学生用军用皮带追着打，那被打的人一边躲，一边还不停向打他的人解释着什么。后来打他的人越来越多，他就跑向革命历史博物馆，乞求站岗的卫兵让他进去躲，但卫兵不让他进去，他便被打得头破血流。

　　街上到处都在喊口号，学校里更不平静，开批斗会的时候，有学生用军用皮带抽打教导主任，有个教生物的女教师被剃了光头。老师们被批之后，每天就在学校扫地、扫厕所。他们上工排队的时候，有红卫兵指挥着他们唱《牛鬼蛇神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该死，我有罪，我该死……”团委书记也被剃了光头，有一次在教室前的路上我们不期然打了照面，我跟他打招呼说：“X老师，侨委的革命派正支持我爸和我妈平反呢。”只见他恶狠狠地看着我说：“运动还没有完呢！”我对此印象特别深。后来经历无数人事，我常想，人在有权势时是很膨胀很可怕的，但他在没权势时也是那么可怕。就像雨果写的《悲惨世界》里那个总是追着冉·阿让的那个警察，他是思想的警察。这种种人世的丑恶，可能是促使我后来去西双版纳，并最后选择了走南闯北的记者生涯的缘由吧。那时候，我帮我妈抄写了好多“翻案”的大字报，我们还熬了一桶糨糊，把大字报贴在侨委大院里和王大人胡同最显眼的位置。

　　有一天，我们班几个不是红卫兵的同学闲来无事，听说下午文化部大院要批斗夏衍、陈荒煤等“走资派”，于是在吃过午饭以后就一起往朝内大街走去看热闹。我们学校离那儿不远。快到文化部门口正要过马路的时候，平时挺稳重的同学邵大军突然笑着指着前方大叫：“快看！快看！”我们一起抬眼望去，只见一个脸色红润、体形丰满、梳两条大辫子的女中学生，穿着一身洗旧的黄军装、解放鞋、黄军帽，手中提着一条做工精致的皮马鞭，马鞭挺长，拖到身后的地上。就好像是舞剧《白毛女》里的扎着红头绳的喜儿翻身后当上了解放军的骑兵，真是飒爽英姿。她离我们也就有二十来米远，听见我们的笑声，她回眸望了我们一眼，脸颊羞红地笑着扭头过马路。我们也跟着她的身影走进文化部的大门。在大院里的篮球场上，聚了很多人，只见一群红卫兵和造反派把押成“喷气式”、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大黑牌的“走资派”们推到人群中间。口号声，批判声，还有打人声，在毒日头下和着汗味儿飘荡。那女中学生提着马鞭站在“走资派”们的旁边，脸涨得通红，怒视着“走资派”，但仍掩不住面带的羞涩和不知所措的神情。她始终没有举起她的皮鞭，所以也谈不上“放下你的鞭子”。我们看了一会儿，就挤出了人群。那是我唯一的一次亲眼见到大文豪，夏衍是很干瘦的老头儿，陈荒煤较白而胖，他们弯着腰低着头，汗流浃背的样子，怪可怜的……

　　“8·18”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我们虽然不是红卫兵，但也可以参加游行。有同学把学校的平板三轮车和锣鼓镲弄来了。我们就学蹬三轮和打锣鼓，我的节奏感很好，一上手就噼噼啪啪地敲得很欢，而且我很快就学会骑三轮车了。游行的时候我和同学轮流骑着三轮车，敲锣打鼓经过天安门广场，喊着：“毛主席万岁！”接受毛主席检阅。热闹极了，也好玩极了，一点也不累。那一天，我们侨委大院的张锐还登上了天安门受到毛主席接见。后来他妹妹张小禾在“8·31”还在天安门上发了言并和毛主席握了手，在那之前，她和吴君慈曾带领女二中的红卫兵砸了扬威路的路牌，改成了“反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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