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15)

十五

　　待她在中医医院把病治好一些之后，就又被派到东郊的一个农场去劳改了。和在海南岛时一样，她的工作还是喂猪——煮猪食、起猪粪、打猪草……

　　那时，因为家里住不下，保姆就回家去了。于是我们干脆连饭都不做了，就在机关饭堂打饭吃。

　　有一天，我姥爷去世了。我们三兄弟跟着我妈去了姥爷家。只见姥爷换了寿衣直直地躺在一副门板上。我们轮流跪在地下铺着的垫子上，给他老人家磕了三个头。只见亲戚们忙里忙外地办着后事，他们不时地找我妈要大主意。因为我舅舅还在蒙古，回不来，于是，孝子的角色就由我妈来担当了。她让我们站在亲戚们身后看。办丧事那天，我姥爷的棺材停在后永康胡同他家的院门口。随着请来的丧葬班头的吆喝声，唢呐和锣鼓声响起，我妈号哭着跪在地上把一个大瓦盆举起，“啪”的一声，摔得粉碎……

　　我家的房子很矮，我住上铺曾被煤气熏倒了一次。有一天早上起来，我提着饭盒去饭堂打饭，只觉得头晕目眩，脸煞白煞白的，走路还歪歪扭扭的。我妈因为在东北时中过煤气，还差点死了。她见我的样子，赶快让我在房子外面坐着，歇了好久我才慢慢好了。

　　最困难的时期来了，我们开始啃那种番薯面的窝头，喝小球藻煮的绿色的汤。有时候，窝头只有两三个还舍不得吃，留半个放在兜里，等饿了的时候再啃两口。我妈的粮食定额才26斤，每到星期天她都会省出一些来给我们包饺子或者烙合子。但她那时脾气不好，常斥责我们这不好那不好的，经常弄得一家人不高兴。有一次，我又被骂了，便赌气不吃，走出家门。等我在外面转饿了，我才回来自己做着吃。可是我做的合子乱七八糟的，还得我妈强撑着病体来帮忙。我们都哭了……

　　我觉得妈妈像变了个人似的……

　　有一天半夜，我在睡梦中听到啜泣声。睁开眼见灯还亮着，我妈坐在我床头抹眼泪。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我睡梦中在哭。我告诉她：我放学的时候被高年级的同学打了。她告诉我，她小时候，清朝被推翻不久，皇帝还住在紫禁城。她是蒙古人，放学回家时，同学就追在后边骂“鞑子、鞑子”。她哭着回到家告诉我姥爷。我姥爷说：“别理他们，想当初咱们进关的时候，杀得他们一片一片的。”我妈接着说：“我现在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就是被当成了敌我矛盾。现在蒋介石又要反攻大陆。一旦打起来，我们这些敌我矛盾的人就都要押起来。万一战事紧急，就会被枪毙。在延安的时候，有一个叫王实味的作家就是这样被‘秘密处决’的。”我安慰她：“现在不会的。”她接着说：“如果我死了，你爸爸又还在海南岛，你要照顾好两个弟弟。你是长子，要担起家长的责任。”那时我12岁，但我对王实味印象很深。直到近年，才见到书中报道他惨死的情况。

　　王府井市场边冲洗人民币

　　1960年，我爸爸也从海南岛回来了，家里房子太小，我就搬进侨委大院的集体宿舍去住。后来，我们又搬家了，这回搬到侨委大院东北角的大烟囱院，有三间房。我妈的右派“摘帽”以后，她也从农场调回来了。有一天我妈带我和弟弟到王府井的银行去取两年来被扣发的工资。那时人民币最大的面额是五元的，我们取了一大袋钱。妈妈有风湿性关节炎，就买了两瓶“冯了丁”药酒。她把钱和药酒全装在一个旅行袋里，让我提着。我虽然已经十二三岁了，但提着这袋子还是觉得很重。我们继续逛街，走了很久，在东安市场，我不小心，手一滑，只听“哐啷”一声，袋子里的酒瓶子被摔破了，酒洒在袋子里面。我妈急忙找水龙头，把袋子里的钱放在水龙头下冲。引来很多路人围观，弄得很狼狈。回家以后，我妈把椅子、凳子和桌子搬到院子里，把湿的钱一张一张摊开，在太阳底下晒。药酒的药性太厉害，把钱都给浸坏变成血红色了，我们都担心这钱怕不能再用了。后来我妈把钱拿去银行问，银行居然同意给我们换了。

　　我妈喜欢吃羊肉，就想办法给我们做白水羊头，是蒙古人的做法，很香。

　　北京的市场上，那时候才刚开始有苦瓜卖。北京人还不会吃苦瓜，买苦瓜尽挑黄的、熟的。买菜要排队，我爸排在最后，轮到他的时候，卖剩的都是绿色的苦瓜了。广东人吃苦瓜是吃嫩的、绿的。我爸高兴地买了一大堆回来。

　　我爸在家里养了三只来杭鸡，白羽红冠很漂亮。有一天，我从商店里看到有气枪卖，便磨我爸要买气枪，我爸果真给了我三十块钱，我买了一把。侨委大院有很多树，我的射击技术不错，每天打麻雀都能打到两三只，我爸便把麻雀撕了喂鸡。结果，鸡下的蛋特大，几乎都是双黄的，我们拿称一称，足足有二两一个。

　　有一次，我爸带我们哥儿仨去十三陵玩。那一天，我打了八九只麻雀，回家后我爸用麻雀煮了一锅汤，好吃极了。

　　我们家还养了一只小白兔。它长大以后，有一天晚上，我爸和我妈说要把它杀了吃兔肉。他们递给我一把锤子，看我敢不敢去杀。他们和我弟弟都在院子里等着。我拿着锤子进屋，蹲在白兔的旁边，看着它的红眼睛……蹲了好一会儿，我才鼓足勇气，举起锤子往它的头上砸去。白兔一点儿都没有挣扎就死了，我的心跳得扑腾扑腾的……我妈做的红烧兔肉很好吃。

　　我爸妈还带我们去北京和平饭店餐厅去吃过几次。那里可以用高价吃到炒面。一盘五元，油多多的，还有肉，我们好久没有吃得这么饱了。我妈说，这是政府为了回笼货币而开设的餐厅。这餐厅的门开在金鱼胡同街边，门口常有人排队。餐厅里的空间好像比现在的麦当劳快餐店里还挤。有一次，我们和两个老外坐在一起。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老外，他们不仅鼻子高，胳膊上的汗毛也长得好长。

　　我的亲奶奶和叔叔在新加坡知道了国内“三年自然灾害”的情况，主动给我们寄来一大罐猪油和一铁盒饼干。那铁盒盖上还印着一幅裸女像。同时，他们还寄来一套最大光圈F2.8的日本PETRI牌135高级相机和小闪光灯及一口袋闪光灯泡（那年头，万次闪光灯还没发明出来呢）。我爸自从1940年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以后，由于外国的封锁，他就没能再与海外的亲人见面，只能靠书信往来。每年我们家都要去照相馆拍一张全家福，寄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我们家也常能收到海外亲人寄来的照片。1958年以前，我爸常带全家去逛公园，并且用从公家借来的相机给我们照相。1958年以后，我们家已经好久没有拍全家福了。自从有了自家的照相机，我们又常去逛公园了。我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跟我爸学会了照相。懂得在什么样的光线下，调多大的光圈和速度……没想到，我后来把照相当成了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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