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13)

十三

　　那个暑假过后，我爸和我妈就要下放去海南岛劳动了。

　　我爸后来告诉我，当时准备把我们也带去海南岛的，是吴君慈的爸爸吴济生叔叔及朱海燕的爸爸朱毅叔叔知道以后，都私下劝我爸我妈不要把孩子带去，海南岛的条件太艰苦了。我爸妈这才把我们留下，并请奶奶继续照顾我们。临走前，我妈妈对我说：“我们走了，家里你是老大，是一家之主了。机关里每个月会从我们工资中扣一百元给你们做生活费。你要学会记账，要常给我们写信。”

　　没多久他们就去了海南岛，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右派不右派的。后来明显感到机关里的叔叔和阿姨变得怪怪的，以前我有礼貌地跟他们打招呼，他们都会答我，现在我叫他们，他们却假装没听见不理我了。只有一个张春生叔叔经常来嘘寒问暖地关照我们，还大声叫我和弟弟们的名字，毫不顾忌，奶奶说：“张叔叔最好。”

　　我爸我妈走后，侨委管总务的叔叔就通知我们搬家。我们被指定搬到海棠院后面西南角一个小平房里，才十多平方米。一个双架床，我睡上铺，安弟睡下铺；奶奶和安末睡一个双人床；房子中间再放一个煤炉，家里就塞得满满当当的。我的床后面有一个很高的小窗，窗后是篮球场，窗外墙下是侨委大院的煤堆，煤堆很潮湿，于是，我们的后墙就有一圈一圈的湿的黑印子。

　　我的脾气从此开始变得很坏。我11岁，安弟8岁，刚上小学，安末才6岁。两个不懂事的弟弟常到处玩，每天吃饭都要找他们回来，有时叫遍整个大院都找不到，我就到处大声喊，着急了还打他们。

　　冬天时候，有一次我去上学，那天刮着西北风，看到大院门房的墙上贴着大布告说：吴昭被划成右派分子，彭光涵右倾，并说他们被下放到海南岛劳动改造。侨委有个叫小耿的通信员，从小是孤儿，没什么文化。小耿刚来侨委时才十七八岁，他天生一种怪病，经常要捡烧过的煤核吃，后来也不知怎么就被治好了。我小时候，曾坐在他的摩托车后面在侨委大院里兜风。小耿叔叔那时候20岁左右，也被打成了右派。40年以后我们在深圳相见时，他跟我说，“哎呀，你妈妈当年在被打成右派以前，进出侨委大院都是唱着歌的。”可是，从那段时间之后妈妈脸上常常挂着悲伤的神情，再也听不到妈妈的笑声和歌声了。

　　那时我姥爷已经七十多岁了，他方脸，身材高大，腰板很挺。他喜欢下围棋，养盆景山水；小时候，他还教我描红，写大字。可那时他已中风了，腿也瘸了，拄着拐杖，表情木讷，很少说话。他和我舅舅、舅妈住在一起。有一次，我向舅舅发牢骚，说机关里的人很坏，翻脸不认人，叫他们“叔叔、阿姨”他们都不理人，态度很不好。但我每月还要去领生活费，我讨厌跟他们打交道。我舅舅一听就很紧张地对我说：你们小孩子不懂事，可别乱说话。如果让人家听到传出去可不得了。右派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三反分子，你爸妈虽然犯的可能是工作上的错误，但人家是把他们当作敌我矛盾来看的。

　　舅妈是个上海人，跟舅舅是同单位的，在煤炭部。他们是给排水的工程师。不久，舅舅也经常到大庆油田等地出差，很辛苦。过了一两年，他和舅妈有了小孩以后就主动要求下放，到内蒙的乌达矿务局去了。

　　舅舅一家离开北京以后，我姥爷就请他的一个老棋友来照顾他，但那老先生也很老了。

　　侨委大院已经很少见到干部们打球了，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说说笑笑了。下班以后都各回各家，侨委大院显得冷清萧条。

　　⒋ 1958年太保街小学

　　“阿哥阿妹情意长……”

　　我转学到太保街小学（现在叫做雍和宫小学），上五年级。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叫曹邦彦，他的样子像个军人。

　　曹老师留的作业特别多。在育才小学的时候，我们下午两节课结束以后，作业也就差不多做完了。从来没有觉得功课有什么压力，下了课就是玩儿。可是在这里，我每天做功课都要写到半夜一两点钟，课文要抄很多遍，还要背诵。为了写得快，同学们都用格尺在下面顶着写，这样写出来的字下部都是连在一起的，很难看。我不学他们，所以写得很慢。老师见到我的作业本，很喜欢我，有一次考试交试卷，曹老师拿着我的试卷对同学们说，你们看彭安鸽的试卷多干净，字多漂亮，你们的卷子如果像这样，作业做不完也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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