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我与天堂一步之遥(32)

三十二

　　滑雪结束，他的朋友们开车带我们出去。我不认识路，更不知道大卫为什么要早早回家。直到后来我和大卫都分手了，一次偶然和他的朋友艾伦聊天，提起这件事情，才知道大卫当时对他们说："我的女朋友视力不太好，我不想她在黑夜里开车。我一定要在天黑之前回到城里。"

　　我当时听了，鼻子一酸。我完全不知道他对我还有这么细腻的心思，可是他就是不说出来。

　　和大卫感觉很好的时候，我都是下意识把自己往外拉，害怕投入进去又是一场空，伤了自己。真的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有点害怕被爱情击中的感觉，只要一种淡淡的、平和的、相互依靠的感觉。

　　可是我又知道他不可依靠。他终究是浮萍一样的人，我们对于生活的目标不同。他的目标是毫无羁绊的快乐和自由，相互理解的快乐和自由。而我，除了这些，还需要实实在在的东西。例如，一个家，一个孩子。

　　我也和我的教授瑞蒙讨论过这个问题。他是美国著名的宗教学家，经历过两次婚姻。他在第二次婚姻中找到了完美的感觉，他说他感谢第一次的际遇和失败。

　　教授每次从美国给我发邮件，都会把信写得很长很长，给了我很多鼓励和温暖。他说，两个人之间，如果是一个right match，还需要双方的努力和智慧来经营，才能达到完美；如果从一开始不是个right match，即使再多的努力也是不行的。他说这话给人宿命的感觉，但是我知道他是通过多年的体验和善心去领悟的。

　　我看到了他的全家照片，里面有他至爱的现任妻子--美丽的美国画家Cynthia，还有第一任太太和他与第一任太太生的几个孩子，第一任太太现在的丈夫。他把这看作是温暖的一家。我很为他们的和谐包容感动，这张全家福是我看到的最触动我的一张照片。

　　之后和大卫在一起时，我开始有意识地告诉自己放松，享受生活。我没有别的办法。

　　那年冬季我去欧洲出差，大约有半个月时间都不在北京。我在法国、西班牙开会的时候都抽空给大卫写信，不长，不多，看起来似乎都有点平淡。

　　有一天在马德里的Westin Palace酒店，夜里很晚的时候（北京应该是早晨），我写给大卫的e-mail马上就得到了回复。他说他这几天有一点不舒服，也没怎么出去玩。我说，乖乖的，等我回来。

　　我边写邮件边查收别的邮件，顺便扫了一眼我经常会收到的Oriented发来的news letter。这是在中国及美国几个大城市很流行的外国人组织，定期会在各城市最时髦的酒吧或者餐厅举行party，给外国人交流的机会。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但是我知道这个组织，据说名声不大好，很多外国人去那里找机会泡妞。外国人在北京的名声一直都不大好，他们在哪里玩不都是一样泡妞呢？还有一个类似的组织，叫YPHH(Young Professional Happy Hours)，好像名声更差，是外国的老男人寻觅女孩子的地方。当然这都是道听途说，我一次也没去过。

　　我翻开Oriented的party照片看。那里经常有打扮入时的女孩子照片，虽然很多都很丑，但是不妨看着玩玩。看到其中一张照片，我愣住了，我看到了大卫。照片里的大卫气色有点阴郁，似乎真的有点生病的样子，他和几个人围在桌子旁边，他的旁边坐着一个女孩子。

　　我是个极敏感的人，端详了那个女孩子很久，没有一点头绪。这些合影都是Oriented的人随手抓拍的，从他们的表情也看不出什么。那是家餐厅，看起来比较素雅。照片上每个人的表情都很严肃，像是还不太熟悉。那一桌只有大卫一个外国人，不像是他和朋友们一起去happy的。

　　我当时疑心是比较重的，但是我又不愿意自己消化掉这件事情，就随手copy了照片，发到大卫的邮箱，说："嘿，你那天参加了Oriented的活动吗？"

　　他恰好在线上，马上给我回复说是，他下班路过那里，喝了一杯，很快就离开了。

　　我虽然比较敏感多疑，但是有一点，如果男人对我有所解释的时候，我总是选择信任。因为理智地想，他到底还是值得信任的人。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不过我开玩笑地对大卫说："下次单独出去玩，最好避开照相机，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的女朋友会盯着你。"他没有回复，我不知道他的表情。我猜想，如果是我自己，我会对着电脑吐口唾沫，轻启朱唇，温柔地说："F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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